《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一部分

[郑存柱]

低潮中的崛起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一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九九四年一月号合刊

陈力 芦苇


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
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六十九名正式代表和五十多名列席代表。
六月初的多伦多风和日丽，景色宜人，正是旅游的好季节。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
签证的问题和经济的原因，有近三分之一的正式代表和许多应邀的来宾未能到会。
由于民联刚刚渡过财务危机，本次代表大会规定正式代表和来宾的路费原则上自己
解决，尽管这一规定使一些财政窘迫的代表未能与会，但另一方面，它却为海外民
运开创了一个朴素节俭的风气。北美到会的代表大部分是开车前往多伦多的，几十
个小时的风尘仆仆，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民联的向心力和对民主运动的关心。在这里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多伦多的华侨对于本次会给予了倾力的支持，他们积极捐款
，以尽地主之宜，为代表的食宿提供了保障。
六月一日，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多伦多市政厅圆形大厅举行，由于
会场空间巨大，百多位出席会议者显得稀稀拉拉，但是整个会议却秩序井然，人们
不断地对来宾的发言报以掌声。为欢迎此次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不少加拿大议员以
及省长、市长都写来祝词，多伦多侨界、美加学自联以及很多民运组织也送来贺信
。民阵主席万润南、副主席吾尔开希、工自联负责人吕京花等，都以来宾身份出席
了会议。吾尔开希说，他是特为推动民联和民阵的联合而来的，他希望大家能够象
自家人一样共同商量这件事。万润南也说，希望不要错过民主运动联合的机会。吕
京花在发言中指出，民运组织要提倡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她呼吁人们不要总把眼
光集中在明星身上，要更多地关心普通人的想法。民联的法律顾问，来自洛杉矶的
律师哈泼女士也在发言中幽默地讲道：一个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土地上谈论中国的人
权，这本身就说明人权问题是超越国境的。
当天下午，是多伦多市各界纪念“六四”两周年的集会示威，民联的五大在此召
开，更为他们的纪念活动壮大了声势。吾尔开希等“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在示威场
地发表演说，使人们更如身历其境地回到了那腥风血雨的悲壮的日子。吾尔开希说
到慷慨激昂处，因为过于激动而昏倒，把人们的愤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晚上，多伦多市侨界为欢迎民联“五大”的召开，举行了盛大宴会。在这一公众
场合上，民联主席竞选人和他们的助选班子借机展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动活泼
的竞选攻势。
在宴会上，最初，是有人递了一张条子，要求主席竞选人上台唱歌。此举正合了
副主席竞选人方能达之意。方能达在民联盟龄不长，根基不深，很多盟员都不太熟
悉他。但他却有一副好嗓子，遇到这种场合，足以应付自如。于是他首先登台，唱
了一首俄文歌，同时也向代表展示了他语言方面的天才，一席表演下来，果然提高
了他在代表中的“知名度”。另一位副主席竞选人伍凡不甘示弱，他按捺不住，携
太太一齐出马跳了一段迪斯科。伍凡和他的太太都是民联的老盟员，他们是在民联
支部的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民联是他们的月老，跳舞是他们的红线，没想到这条红
线今天又在主席竞选时派上了用场。观众显然对副主席候选人的表演不感到尽兴，
他们开始对竞选的主帅叫号。主席竞选人于大海不善歌舞，眼看走投无路，突然从
助选班子里杀出一员大将“护驾”，他就是原监委主任薛伟。薛伟也登台唱了一首
俄文歌，可称和方能达匹敌。接着对方阵营里也推出了苏洋，他的一曲高歌，赢得
一片掌声。之后，于大海唱了一首《中华民族颂》，另一主席竞选人汪岷缺乏表演
细胞，急中生智，请他太太出来“代劳”。他太太的歌声引来了满堂喝彩。一场表
演比赛，轻松活跃，使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都“亮了相”，这种别开生面的助选
方式，对民联来说，倒是第一次。
六月二日和六月三日上午，主要是总结工作和修改章程。民联第四届副主席黄奔
，代表总部作了“民联总部工作报告”。他说，四大以后，民联的工作可分为三个
方面，十二件事件。首先，是大陆方面。海外民运必须面向大陆，这同时也是海外
民运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民联做了四件事，即：(1)坚持通过各种方
式，把《中国之春》杂志和其它信息材料送入大陆。现在，每月送入大陆的《中国
之春》杂志有八、九百本左右，“海外通讯”(中国民联编印的不定期活页)寄送量
超过一千份。同时，民联也借助于其它国家、地区或团体的传播工具，向国内人民
传递民联的信息。(2)因地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与构想，内外配合，推动
大陆内部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如动员大陆民众记变天帐，打击与分化专制统治者
及其帮凶；动员民众对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帮助。在“
四五”前夕、“六四”前夕和亚运会前夕，又先后提出“到天安门广场散步”、“
白衣行动”和“到亚运会去”等活动方案。(3)打破信息封锁，不仅把外边的信息传
进去，而且还把里面的信息带出来。两年来，《中国之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大陆
内部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事实报导，发表了国内地下民运组织的宣言和地下民运刊
物的文章，发表了被捕民运人士在法庭内外的英勇抗争事迹，发表了对各界人士，
包括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市民、知识份子和学生的采访记录，发表了现仍在
国内的著名民运人士和学者的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又把这些发表的东西送回大陆
内部。(4)从前年秋天起，民联就着手从精神上、物质上给国内民运人士及其家属支
持帮助，发动大家寄贺年卡、慰问信，以及送上海外民众的捐款。第二方面，即海
外工作方面，民联也做了四件事：(1)形成了对中共的广泛的国际压力。两年来，民
联通过演讲、座谈、集会、游说、发行出版物等方式，系统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
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民运动态，介绍了从民主墙运动到“八九民运”的大陆民
运人士遭受政治迫害的状况，发展了与国际人权组织和民主国家政府的友好关系，
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民联及时派遣人员表示支持和进行采访考察，同时
，民联还派人参加了第一届国际论坛会议，并在东欧和苏联等地设立了自己的联络
机构。在美国，民联则积极参与和促成美国政府与国会提出或通过的一系列有关的
中国大陆议案。(2)加强了宣传工作。民联的机关刊物《中国之春》，近两年来，质
量有明显的提高，被公认是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政论刊物之一，也是最好的民运
刊物之一。此外，澳洲地区的民联成员还自行创办了《中国之春》澳洲版，民联总
部也不定期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民主之声》及《海外通讯》等。(3)民联十分重视理
论研究。四大以来，民联在对自由民主理论的阐发、宪政原则的探讨、时局演变的
分析、对极权制度的深入批判以及对大陆民主运动的经验总结、民运的基本战略的
制定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切实的进展。(4)“六四”之后，国内大批民运人士
流亡海外，为了妥善地接应和安置他们，民联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包括打
电话、回复信件、机场车站接送、临时性的食宿安排、介绍工作和介绍社会关系、
联系学校、经济资助、为要求政治庇护的人提供咨询服务等等，这类工作不仅总部
在坚持做，许多基层组织和民联成员也在坚持做。在这些大量的、平凡而琐细的活
动中，表现了民联成员的高度的热情和奉献精神。第三方面是组织建设取得了新的
进展，表现在以下四点：(1)人们对民联的参与程度提高，一是盟员数量大幅度增加
，二是盟员积极投入各项活动的程度提高。现在民联成员已超过两千名，其中包括
一大批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活跃份子。(2)民联内部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
成文的规定日趋细密，并且大体上做到了必要的监督与检查。(3)民联努力推动海外
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加强了与台湾朝野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了对香港人民保卫自由
权利的斗争和对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的支持，加强了与华侨社团的相互理解与
帮助。民联还十分注意与海外其它民运团体或机构的相互合作。(4)由于全盟上下的
不懈努力，民联的形象有了显著的提升。
接着，《中国之春》杂志主编丁楚又做了“《中国之春》编辑部工作报告”。
大会代表还对总部工作进行了质询。整个质询过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唯一出
现的波动是有两位盟员突然出现在会场，向总部提意见，要求代表权，他们所提的
问题引起会场极大的重视，最后经主席团裁决，同意他们为正式代表。
在质询前，四届主席胡平主动向代表报了两笔流水帐，一笔是他私人帐户的经济
状况，一笔是他参加各种活动的统计数字。在四届主席任内，他提出大陆工作计划
五项，接受媒体采访六十四次，参加民运会议三十九次，参加学术研讨活动十八场
，讲演六十二场，离开总部外出活动二百四十三天，发表民运文章近五十万字。尽
管代表们并没有要求胡平公布自己私人的财务状况，但都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赞扬
，同时也对他任内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欣赏。
针对胡平对民联的贡献，民联四届监委会通过决议，对胡平所做的大量的工作进
行了表彰。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和民阵合并的决议”以及“关于中止盟党分家的决议”。
六月三日下午，开始进行领导班子的竞选。
本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有三对竞选者，即：于大海和伍凡，汪岷和方能达
，李国愚和金秀红。
选举结果于大海以五票之差获胜。
在联委和监委的选举中，一些曾经为民联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让开了，胡平、黄奔
、薛伟、丁楚、吴方城、钱达，均没有接受代表的提名，他们把机会让给了新的人
。一批新鲜血液，尤其是象吴仁华、姚勇战这些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新人，补充
进了民联的领导核心。
中国民联第五届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如下：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
中国民联副主席：伍凡
中国民联联盟委员会主任徐邦泰，副主任汪岷，联盟委员：汪小风、方能达、吴
仁华、姚勇战、郑郁、宗继祥、张伟、杨漫克、高格文、苏洋、李国愚。候补委员
：钟锐、梁华、冯胜平。
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会主任郭平、副主任李兆阳，监委委员：钟锦江、王坚、冯斌
、莫逢杰、李刚，候补委员任松林、金秀红。
中国民联第五届主席于大海，男，一九六一年生，在天津长大。他曾因在全国数
学竞赛中得了奖，获免试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八一年九月，他参加了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物理系研究生联合招生考试，在八百余名考生中
，他以物理总分名列第十三、英语总分名列第九被录取。据此，于一九八二年秋进
入美国宾州大学研究院攻读物理系博士学位，八三年，由于他GRE和托福考得好，加
上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邹至庄的大力推荐，他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改攻经济系博士
，并担任了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首任会长，并被聘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特邀
理事。八四年起，他三次回访大陆，曾在体改所、社科院、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
心等单位讲解经济理论，并曾在大陆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参与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讨论。
于大海早在民主墙时期就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到北
京(读书)才一个月，中共就为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了反，西单民主墙也
随之出现。我感到新奇，常和一些同学到西单看大字报。那些日子里，西单墙总是
挤得水泄不通，有几次，我在天安门广场遇到了举着‘要民主、要自由’、‘反饥
饿、反迫害’等横幅的游行队伍。这些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八零
年，他参加过北大学生搞的竞选，还和同学编了一本竞选资料集，定名为《开拓》
。八六年底的学潮和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他以极大的震动，而且直
接牵涉到他认识和了解的方励之先生。对中共不能容纳象方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十分愤慨，于是，便和一些朋友发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签名活动，反
对中共的反自由化运动。这次签名活动在大陆造成了震撼。八八年春天，他最后一
次访问大陆后，出于对改革的失望，他开始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并加入了
中国民联。他在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写道：“我体会到，要在中国结束中共的
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非要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民间政治力量不可。”“我们要
走的路很长，但民主事业是充满希望的，值得我们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在“五大”将要结束时，于大海作了主席就职演说，他着重谈到了道德标准问题
，他说：“我们民运队伍里，现在有很多不正之风。有些人为了抬高自己，好说假
话、大话或空话，好自吹自擂。有些人好搞小圈子，拉一派，打一派，不择手段地
争权夺利、争风吃醋。这样的坏风气，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扭转。不少盟友对我个人
的品质表示了信任，对此我十分感谢。同时，我也感到惭愧，因为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在道德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有毛病并不可怕。关键
是，一个人应当不断地、自觉地反省自己、改进自己。照我看来，谁能做到这一点
，谁就应当算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民运份子都应该是有道德信
仰的人。在与盟友相处时，道德信仰就反映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这八个字中
。”他又说：“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处在一个低潮时期，这对我们每一个民运份
子，都是个考验。我想，我们中国民联是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民在考验我们，在
试探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材料作成的。……我们别无它求，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他们忠
实的仆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民运才有希望。”

整顿总部及《中国之春》编辑部

于大海及新的总部班子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进总部及《中国之春》
编辑部的工作。
“五大”前后，民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态，就是稳定捐款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
右，减少后的捐款，仅只够能勉强维持一份《中国之春》杂志的出版。财务的窘迫
，是于大海当主席的总部班子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于大海是学经济的，当然也是理财的高手。在他的领导下，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
面，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修订预算。民联此一阶段的每月收入仅二万三千美元左右。经总部和联委会
共同决定，将其中一万七千元划给杂志社，一千元划给了联委和监委，三千元划给
了香港办事处(杂志社香港分社)，所剩的划给了总部。这个预算，是紧而又紧的。
这一点，可从与以前联委会通过的月预算比较看出。一九九零年一月，民联月收入
有四万八千元，其中，给杂志社的是二万五千元，九零年七月，民联发生财务危机
，但月收入尚有三万七千三百元，其中杂志社是二万一千元。由此可见，于大海上
任的时侯，是民联财务状况最吃紧的时侯。面对此一情况，于大海在写给民联的工
作报告中说：“不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继续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按时出版发行杂
志，并用总部仅有的一点钱干出几件事来。”
二、撤销华盛顿总部办公室，总部与设在纽约的《中国之春》杂志社合并办公。
曾有一度时期，为了运作及游说的方便，民联总部在华盛顿设立了办公室。捐款减
少后，新的总部不得不首先考虑撤销华盛顿总部办公室。合并办公是不得不为之的
办法。因为华盛顿的总部办公室负担着民联的很多事务性工作，并负责出版对美国
国会有相当影响的英文月刊《中国民主之声》，而且还是民联一大批骨干的大本营
。于大海开始的想法，是先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捐款状况一直未有大的改善，合
并办公成了唯一的出路。
三、压缩日常开支。民联总部及杂志社的开支，做到了省而又省。例如对电话费
、差旅费、稿费，他们都进行了压缩。至于人工，则尽量做到不裁员和人尽其用。
民联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在新班子之前就已定好的，即使为了抵消通货膨胀，他
们每年也应给予加薪，但是，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下，提高工资已是不可能了。这就
是说，在民联工作的人，所领取的工资实际上是比两年前少了。
在开源方面，新的总部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主要是寻求新的捐款。在于大海等
人的领导下，他们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取得了联系。之后，NED前来审查《
中国之春》的财务管理状况，《中国之春》有关人员协同会计师向NED介绍了情况，
在《中国之春》杂志社的财务管理的可靠性获得NED的认可后，NED送来了一份关于
由NED向《中国之春》提供经费的合约，于大海和NED总裁Gershman先后在合约上签
字，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国之春》接到了NED提供的第一笔四万五千元的经费。获
得NED对《中国之春》的支持后，民联的财务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新的总部接手后
，还清了民联积欠的近二万元的债务。此外，还向过去的捐款渠道加强了联系及公
关工作。
总之，新的总部自上任以来，帐号公开，用钱得当，财务清楚，没有拖欠工资、
印刷费，稿费的拖欠期也缩短了，并做到每月向联委会上报一次财务情况，给民联
的财务信誉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新的总部班子还十分重视改进《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总部的工作。于大海认为，
在民运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之春》杂志对于民联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无疑是至
关重要的。一九九一年七月，民联召开联委会，于大海和副主席伍凡交换意见后，
草拟了一套杂志社的运作方案，使编辑部的工作进一步制度化。经于大海提议，《
中国之春》组成新的编委会，除于大海任主任外，另设胡平(《中国之春》主笔)、
薛伟(《中国之春》经理)、方舟(《中国之春》执行编辑，后辞去工作)为委员，编
委会还颁布了“工作条例”，每周编委会都要举行例行会议，总结杂志工作的优点
及不足之处，并对下期的文章、封面进行部署。编辑部对收到的每一篇稿件都要求
做到慎重处理，先由执行编辑初审，再交由各位编委再审，对意见不一致的稿件经
开会讨论后按多数意见决定是否刊登。对编辑部的事务编委还做了明确的分工，采
访和搜集内部消息，主要由方舟或丁楚做，约稿由于大海主要做，社论、观察家评
论等由胡平主要做，编辑部的日常事务和杂志发行，由薛伟主要做。为了提高《中
国之春》的编采质量，于大海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1)缩短文章的平均长
度，要求论说文更加言之有物。(2)扩大撰稿人范围，多用外稿，尽量减少内稿，提
升民运人士和留学生的参与感与向心力。(3)在民运动态和民运理论之外，增加了对
大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讨论，为即将到来的大陆社会转型提供
高质量的参考。(4)增设文艺园地，使杂志更加生动活泼。(5)汲取新的排版技术，
继续提升排版质量，减少错别字。(6)扩大杂志的发行量。
有一段时间，于大海曾按照联委会的决议，公开向民联内部和社会招聘主编。胡
平、丁楚、方舟、亚衣、华夏子、醒民、倪育贤、王策等纷纷毛遂自荐。但由于于
大海提名的方舟、胡平先后被联委会否决，主编招聘一事便搁置下来了。
经过总部对《中国之春》工作的整顿，《中国之春》杂志的质量又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太多的好稿件使编委会难以舍弃，于是，杂志社经过研究，决定从一零七期
起，由原来的一百页增加到一百零八页。在发行上，从一零三期开始，正式进入了
台湾，由《联合报》所属的联经公司协助订销。同时，又在泰国建立了发行站，并
使北美、香港、澳洲、欧洲等地的发行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基础上，编
辑部又从出版十年的《中国之春》杂志中，选出了二百多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
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中国之春文选》。一九九三年一月，筹组了《中国民联十年
简史》的写作班子，该书自《中国之春》第一一七期起，开始连载。
在总部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
(一)对盟员重新登记。一九九一年十月，经于大海提名、联委会通过，任命杨巍
为民联组织干事。杨巍出任后，即主持了对民联成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进一步健全
了盟员的档案资料的管理，加强了和盟员的组织联系，同时也使许多失去联系的盟
员又重新回到了盟内。
(二)相应地，也推动了各分部、支部的工作的开展。例如杨巍在进行盟员登记的
同时，就为纽约分部的重组做了许多工作。经过“罢王风波”，纽约分部的组织受
到极大的挫伤，盟员流失严重。九一年十一月三日，借盟员登记之机，四十多位民
联新老盟员终于又重新聚集起来，这其中，有自民党背景的盟员就占了近一半人，
他们相互握手言和，消除分歧。一位老盟员说，纽约分部有这么多人来开会，这在
纽约分部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他们于当日召开了重建大会，选举了分部的
领导班子。其后，如波士顿分部、华盛顿分部等，都是借盟员登记在杨巍及姚勇战
的努力下，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一九九一年八、九月间，总部又委托姚勇战
前往香港和澳门，处理香港分部的事务，促进盟员之间的团结。原《中国之春》书
屋经理、民联香港分部主任黄硫在与姚勇战见面后，答应将原《中国之春》在香港
地区的发行名单交出。同时，还研究了《中国之春》在香港扩大发行的途径。
主席于大海，也亲自参与组织的整顿工作，他先后去过澳洲、欧洲、日本、台湾
、缅甸、香港等地，对民运组织起了相当的整合作用。于大海访问了澳洲，在民运
中，澳洲是一个大头，民联盟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在澳洲，在和一些民联成员
接触后，于大海了解到不少盟员和留学生居留有困难，有些难民公司在办身份时制
造伪证，靠欺骗赚钱，民联内部的一些纠纷，也与这种弄虚做假现象有关。针对这
一情况，他表示民运人士要在道德水平上严格要求自己，对那些民联内部靠制造伪
证赚钱的害群之马，应给予纪律处分。有鉴于此，民联监委会发布了关于“公私分
明”的决议，决议要求：“由即日起，民联各级组织不得有出具假证明、滥发或出
卖盟员证等以公某私的行为，担任各级职务的成员并且要回避其他类似的利益冲突
，回避方法有二：一是停止参与谋利的活动；二是辞去盟内职务，……凡有以公谋
私情节者，经监委会调查属实，一律开除盟籍……”。同时，为增强民运的宣传工
作，又颁布了《中国之春》澳洲版在澳洲出版的细则。一九九二年五月，民联澳洲
维省分部在召开二大时出现了违背选举原则的现象，民联总部及联委会了解了情况
以后，发表了“对澳大利亚维省分部内部纠纷处理意见”，“意见”承认五月十七
日分部大会及其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抵制了来自民联内部的一些歪风邪气。与此前
后不久，澳洲悉尼的民联组织又出现了意见分歧，于大海和总部办公室主任薛伟等
数度调解未果，总部根据具体情况，终于下了“合不成就正式分开”的决心，正式
批准民联纽省分部成立，和悉尼分部分开。十一月上旬，于大海又访问了法国和德
国，在法国，他见到了民联老盟员柯力思、王克平、刘坤宁、周雄等，在重建民联
巴黎支部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在德国，他又和民联德国分部主任梁达胜、《中国之
春》德国发行人杨先智商谈了工作。一九九二年二月底至三月初，于大海又到了民
联工作开展最困难的缅甸。缅甸和中国接壤，民联缅甸分部于一九八七年成立，有
数十名盟员，但由于政治形势和地理原因，“三大”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与总
部联系，特别是缅甸分部负责人梁超天被中共逮捕以后，缅甸分部的活动近于瘫痪
。自九一年九月起，总部和香港分部就试探和缅甸分部重新取得联络，由于通信周
期长，直到九二年二月初才得到确认。原订计划，于大海应和香港分部一成员一同
赴缅，但由于签证遇到困难，结果是于大海一人前行。在缅甸期间，他的联络工作
受到该国军政府的阻挠，困难重重，虽未达到如期效果，但还是了解了相当多的情
况，并建立了一些关系。
在整顿原有分部、支部的同时，民联总部又开辟了新的战线。一九九二年四月五
日，民联泰国曼谷分部成立。也是从该月起，《中国之春》杂志在曼谷开始发行。
曼谷分部的成员多半是经由缅甸、印度支那逃到泰国的中国大陆人，在泰国无居留
权，活动相当困难。四月底，泰国移民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逮捕了一些民联成员，
六月三日，曼谷分部的三位负责人那天生、林乃湘、李素问又在筹备“六四”活动
时被泰国移民局逮捕。为营救他们，总部将有关材料送给了大赦国际组织和中国人
权组织，同时也向泰国外交部致函，希望泰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原则释放他们，并
给他们以合法居留身份。总部还派出香港分部的三名盟员前往曼谷看望了被关在拘
留所的民联成员。经过总部的努力，绝大多数盟员较快地获得了释放。
(三)恢复《中国之春简讯》的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总部恢复了《中国之春简
讯》的出版，这份刊物主要对象是输往中国大陆，以活页形式，编选一些《中国之
春》杂志的重要文章，装在普通信封中寄出。复刊后，总部通过邮政或特殊流通渠
道，输入中国大陆万余册。一九九二年春天起，总部恢复了在纽约机场向大陆来客
赠送《中国之春》的活动，每月送出数百册。
(四)“五大”以来，民联还在大陆建立了一些新的联络点，一些民联成员在大陆
组织了研讨社会政治问题的秘密组织。同时，也派遣了一些海外的盟员或和民联关
系极深的人回国，秘密开展民运工作。因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敏感，这里不再详述。

(五)不定期地出版英文《简讯》。上届胡平任主席时，曾与民阵联合出版英文简
讯《中国民主之声》，但民阵方面实际几乎未出过人力和经费。于大海上任后，由
于经费减少，英文简讯的出版出现了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部还是不定
期地出版简讯，以期向美国社会和国会施加影响。为了便于和英文世界取得联系，
于大海又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主持编写了一份英文介绍册，共十二页，旨在向美国社
会介绍中国大陆及海外的民运情况，向国会和美国有关部门散发。
(六)总部和《中国之春》杂志社工作人员经常举办演讲会、记者招待会以及向国
会开展游说等工作。例如民联主席于大海就曾在美国的奥兰多、肯塔基州莱克星顿
、密西根州的东兰兴、底特律、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渥太华、金斯顿、多
伦多、爱德蒙特、加尔各里、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科隆、特利尔、波鸿、澳大利亚
的悉尼、墨尔本，日本的东京以及香港、台北等地举办过演讲会。《中国之春》主
笔胡平也在美国东兰兴、澳大利亚悉尼、堪培拉、墨尔本以及加拿大的数个城市进
行了演讲。总部办公室主任薛伟、组织干事杨巍、公关干事吕京花等亦曾外出演讲
。此外，总部还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利用，发布过数十次新闻，举办过十余次记者
招待会。总部负责人并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便有十多次
。
民联总部对游说国会的工作十分重视。例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民联总部在
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支持美国在给予中国大陆最惠国待遇时附加人权
条件的立场，随后，总部派遣杨巍、叶宁、华夏子参加了由全美学自联组织的在美
国国会的游说活动。
(七)加强了和其它民运组织的关系。自于大海任主席以来，和民阵、学自联、自
民党以及港支联等民运组织，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和自民党的关系。自民党是“罢王风波”以后，从民联分离出去的人成立的一个民
运组织。于大海上任以后，即和王炳章单独作了长谈，一九九一年六月，自民党召
开特别代表大会，于大海又在会上表示，希望分离出去的盟员能重新回到盟内来，
对化解分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总部从报纸上得到自民党北
京支部创办《中国之春报》的消息，同一天，自民党主席王炳章举行记者招待会，
说自民党使用《中国之春》名义是因为它在大陆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自民党北京
支部的成员许多又是《中国之春》的老成员。事情出后，民联内部反映很激烈，《
中国之春》杂志也发表声明，对自民党侵权行为表示了抗议。后来，经过协商，这
一矛盾终于得到了化解，自民党未再坚持出版《中国之春报》，使民联与自民党关
系的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基本消失了。□

[郑存柱]

人权的勇士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二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三月号

陈力 芦苇


民联支援郭罗基争人权的斗争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民联、民主中国阵线和全美学自联联合发出呼吁
书，对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郭罗基为争取自身人权状告国家教委予以声援。这份由民
联主席于大海起草的呼吁书说：
“我们认为，中共当局确实侵犯了郭罗基的基本人权，也确实违反了中国大陆的
现行法律。事实上，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是中共几十年来以言治罪的一贯做法的
延续。我们希望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能够主持公道，认真审理郭罗基的上诉状。…
…中共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当然要作为被告受到法律追究。我们希望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本着司法独立的精神，不去理会中共的特殊地位。正如郭罗基在上诉状中所
指出的那样：‘过去没有就从现在开始吧。共产党违法为什么告不得？……共产党
有不受法律监督的特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不健全的症结所在，也是共产党自
身不可抑制地发生腐败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郭罗基提出起诉和上诉的行
动，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我们也知道，在今日的中国大陆，郭
罗基表达这些看法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目前，中国大陆还有包括魏京生、王希哲、
王军涛、陈子明、王丹在内的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因为发表言论而被中共关押。因
此，我们郑重提醒中共当局，郭罗基只是根据现行法律提出控告，如果中共因此便
进一步迫害郭罗基，人们必定会对中共最近作出的改革开放姿态失去信心。我们也
呼吁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来关心郭罗基的命运，以促进中国大陆人权状况
的改善。”
郭罗基，生于一九三三年，江苏无锡人。如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
郭罗基亦向往过共产党的革命。一九五五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成绩优
良而提前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四人帮”倒台后，郭罗基给北京市委写了一
封公开信，以北大为例，锋芒直指大搞“两个凡是”的北京市委，引起中共高层的
震怒，当时中共最高掌权者华国锋作了批示：“一定要把郭罗基压下去。”一九七
九年十一月，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章提出
：严格地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线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政治
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他说：“民主政治，就应当允许讨论；不许讨论，就是专制
政治。”该文刊出后，中共政法系统的首脑彭真极为不满，指郭文“违宪”，他一
面亲自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一面又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企图将他调离北京。一九八
一年八月，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以“马温”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
文章，终于触怒龙颜，被教育部以“工作需要”为名，逐出北京。不过，郭罗基坚
持不肯离开，一直拖到一九八二年八月，方才去到他新的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
学系。但郭罗基还未到达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就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宣布：
“郭罗基要来了，大家须提高警惕。”防范工作一直部署到基层，甚至邻居都有监
督他的任务。更令人愤怒的是，郭罗基调到了南京大学后，教育部规定他“只能当
教师，不能当干部”，与此相应的规定还有：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准
参加学术活动。他甚至不明不白的连选举权都失去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在中共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将郭罗基和魏京生、王炳章并提，说他是“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郭罗基只能用笔名发表文
章，有时连稿末的“通讯地址”和“真实姓名”也是向友人借来的。“六四”之后
，南京大学根据“上面的精神”，拒绝了郭罗基的党员登记，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
，扣发了他的工资。
由于中共粗暴地践踏法律和人权，郭罗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二年一
月二十五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呈递了《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
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南京
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以中共自定的法律为武器，主动出击，控告中共部门的违
犯行为。通过司法的手段揭发“一党专制”的罪行，在中共建国的历史上，郭罗基
还是第一次。
郭罗基在两份起诉书中指出：“简言之，我的三点看法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党员重新登记’是
反党章的。……我因发表了‘三点看法’而被取消了党籍，但是没有人指出，我究
竟错在哪里？唯一的说法是‘和党中央不一致’。本来不一致，确实不一致，就因
为不一致我才表示保留。……如果能证明我有错，我准备随时向真理低头；如果不
能证明我有错，我决心到处对谬误作战。”对南京大学剥夺他的教书的权利，郭罗
基写道：“不许我上课，没有任何教学上的正当理由，完全是政治迫害。所以‘待
聘’也是欺人之谈，待到学期结束始终未聘。……被告们滥用权力，重演了‘文化
大革命’中‘靠边站’的非法行为，使得一个有工作岗位的人失去工作，一个有劳
动能力的人无法劳动。政党是由公民中的一部分组成的，不管这一部分公民自称是
‘优秀人种’还是‘先锋战士’，都不应窃取国家权力。一部分公民组成的政党有
什么理由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通过合法手续，政党可以执掌政权，但政党本身不
是政权机构。如果允许某一政党视国家权力为已有，这个国家必定不是民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的。政党窃国、个
人专制应在禁止之列，属于违宪活动。”
可想而知，被中共控制的司法部门是不会受理这个案子的。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
九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对郭罗基的起诉本院不予
受理。”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郭罗基再呈上诉状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除状告国家教
委、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及中共南京大学党委外，亦对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裁定书予以反驳，他指出：“第一，裁定书不符合法律程序；第二，裁定书运用
法律有错误；第三，裁定书所作的调查是片面的。”并“要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发回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由于郭罗基状告中共违法，中共便更加强了对他的控制和迫害，跟踪、盯梢接踵
而来，使郭罗基不得不向海外发出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的呼吁。
《中国之春》通过可靠的秘密途径取得了郭罗基的起诉书等文件。文件经过辗转
流徙，很多字迹已难以辨认。当民联主席同时也是《中国之春》社长的于大海得到
这些文件时，他深深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他知道，郭罗基先生之所以冒着这极大的
风险，使这些手稿交到《中国之春》，一方面表达了他对《中国之春》的信任，另
一方面也可看出海外民运已成为中国大陆民运和国际世界相联系的一条不可缺少的
纽带。郭罗基的第一批文件到编辑部时，当时已经截稿，于大海又急忙安排通知印
刷厂暂停运作，连夜将他的起诉书打好、排好，做到了尽快发表。
郭罗基和中国民联前任主席胡平，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胡平在一篇题为《于无声
处听惊雷》的文章中回忆道：“郭罗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我敬郭先生为
前辈，不仅因为他年龄比我稍长，更因为他是中国大陆近十余年来推动思想自由和
政治民主的优秀先驱。”胡平说，早在一九七八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的时侯，他就
和郭罗基相识了。“和许许多多有幸和郭先生有直接接触的人一样，我从郭先生那
里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从他身上吸取了强大的道义精神力量。”“去国五
年，我时常想念郭先生……当我读到郭先生这两份起诉书时，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
沉默。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这样做是冒了何等的风险，两篇起诉书，犀利严谨
，无懈可击。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之。伟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击越强，迸
出的光芒越亮。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
来时屹立不退的人。”
为了配合郭罗基的上诉，中国民联总部一方面在《中国之春》上登载郭罗基的情
况追踪，另一方面主动运作，和世界各地民运团体联系，共同发表声明，并倾其所
力，造成对中共的广泛的国际压力。“美国之音”、《纽约时报》以及许多中文媒
体都根据中国民联提供的资料报道了郭罗基的起诉。
中国民联总部还派专人到南京看望了郭罗基先生，给予了他生活上的帮助。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共不得已作出让步，给郭罗基发了护
照。十一月二十七日，郭罗基飞抵纽约，受到于大海、吴方城等民联成员的迎接，
民联公关干事吕京花向郭罗基献了鲜花。出国后，郭罗基除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外，也多次参加中国民联举办的会议以及有关民运的活动，并为《中国之春
》投稿，成为《中国之春》的基本作者之一。在后来民联、民阵的“联合风波”之
后，他担任了《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顾问，为民运事业做了很多的工作。

搜集“六四”死亡者及被捕者名单

中共在“六四”以及后来对“八九民运”的整肃中，到底杀了多少人？捕了多少
人？制造了多少冤案？给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在专制政权沉重的铁幕后面，直
到今天，仍是一个谜。
但历史是公道的，总有一天，它会把中共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
北京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叫丁子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六四
”事件中，她的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倒在屠杀的枪口之下。而在这之后，中共不
仅毫无悔意，反而采取高压政策，不准人们议论，妄图使人民忘记“六四”。在忍
无可忍的情况下，丁子霖终于在“六四”两周年前夕，打破了沉默，接受了美国AB
C广播公司的采访，用铁的事实揭露了中共在“六四”期间屠杀人民的罪行。为此，
她招来了中共整肃和迫害。“六四”三周年前夕，她遭到了党内除名和停止研究生
导师资格的处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面，丁子霖并未屈服，她默默地做着搜集和
整理“六四”死难者与被捕者名单的工作。她说：“搜集和公布遇难者名单的工作
本来是应由中国政府来做的，而且政府的几位领导人曾就此事向来华访问的有关人
士作过承诺，海外媒体也曾作过多次报道。然而，诺言至今没有兑现。有鉴于此，
我作为受难者群体的一员，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决定以我绵薄之力，做好搜
集、整理‘六四’死难者及伤残者名单的工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
作。”
象丁子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六四”之后《中国之春》编辑部经常会收到、接
待揭露“六四”真相的信件、来访者。滴水成海。《中国之春》编辑部相信，只要
不断努力，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把中共屠杀人民的血腥的罪行的“谜”全部揭
穿开来。
《中国之春》早在“六四”屠杀后的第三天，就收到了由大陆传来的第一批死亡
者十三人名单，这些名单很及时地刊登在《中国之春》第七十四期上。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国之春》在其一百零一期上，又一次刊登了九百零三名被
捕民运人士名单。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为这份名单的发表撰写了“编者的话”。他说：
“我们怀着凝重的心情，向《中国之春》的读者献上九百零三位大陆被捕民运人
士名单。这份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名单，是由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在各方面的有力
支持下搜集的。
“两年多过去了，数以千计的‘八九民运’参加者却仍被中共关在铁牢里。他们
的‘罪’，仅仅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对时局的看法，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按照国
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真正有罪的不是这些民运人士，而是迫害、关押他们的中共专
制政权。
“害怕民众表达政治观点，是一个政权缺乏民意基础的表现。中共政权不断以维
护社会安定为借口来迫害民运人士。实际上，真正的社会安定要以言论、集会自由
为前提，以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基础的。中共的‘安定’，说穿了，指的是其一
党专政的延续。这种‘安定’，是以扼杀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为代价的。四十多年
来，除了一党专政一直大致安全稳定外，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下并没有什么安定可
言。中共内部不断发生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老百姓饱受政治运动的冲击，生活水
平远远落到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后面。中共是靠高压手段，靠迫害政治异议人士
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一党专政下一潭死水般的假安定，是中共当权派的利益所在
，却也是中华民族繁荣与复兴必须排除的障碍。因此，我们由衷敬佩敢于向中共一
党专政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国内民运人士。他们不但是民运的勇士，也是民族的英雄
。
“专制统治者怕阳光，害怕真理。为了进行欺骗宣传，他们不但极力垄断政治理
念的表达，也极力垄断信息的传播。中共至今不肯公布‘六四’死亡者名单，所公
布的其它资料，也不允许外界独立地加以核证。因此，大家手中的这份还远不够完
整的名单就显得格外宝贵。它是经过许多人辛勤的劳动才得以问世的。
“被捕的民运人士在替整个民族受难。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有责任尽力营救帮
助他们。我们希望这份名单的发表有助于改善民运人士的处境，有助于推动中国的
民主事业。”
九百零三人名单公布后，读者来信踊跃，一名叫丁颖达的读者来信说：“感谢你
们的刊登，感谢搜集整理这份名单的人们。勇士的血，是信德的种子。烈士的血不
会白流，勇士的苦不会白受。让我们为他们祈祷，愿民主自由的春天早日降临华夏
大地。”更可贵的是，还有的读者来信对名单进行补正或补缺，以使名单做到尽量
的准确丰富。如一位读者给编辑部的一封信这样写道：“看了最新一期《中国之春
》上刊载的大陆九百余名被捕民运人士的名单，我惊喜地找到了我所熟悉的几个名
字，原来他们还未被人遗忘。非常感谢《中国之春》所做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有
些信息不十分确切，可能信息管道有些差错。作为一名当时的知情者，我想补正如
下：原文：李洪波：八九年六月上海被捕，上海广播学院学生。补正：李洪波：八
九年八月十三日于上海被捕，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生，八六级。湖北宜昌
人。原文：李殿员：八九年六月被捕，上海广播学院学生。补正：李典元：八九年
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湖南人。原文：何冬冬：八九年六月被
捕，上海交大。补正：贺东东：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八五级本
科生，湖南益阳人。补缺：彭小真：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工程
系研究生。以上四人均于‘六四’一周年前后释放。……”
这批名单的发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映。九一年十一月四日，德国经济部
长Moellermann访华，他是“六四”后第一位到中国访问的德国部长级人士。德国的
大陆留学生组织全德学联得知消息，向他递交了一份《中国之春》一零一期发表的
九百零三名名单，要求部长先生将这份名单亲手交给中国政府。随同部长一同访华
的经济部参事向学联表示，他们一定会按学联的意愿去做。Moellermann部长到达北
京的当日，就与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会谈。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了
解这些政治犯目前的状况。在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谈时，Moelle
rmann部长再度递交了这份名单，他明白地向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大陆人权现状已成
为德中经济关系的最大障碍，只有释放所有这些政治犯，德中才能充分互相谅解。
李鹏当场答应，中国政府一定会认真研究这份名单，然后给德国政府一个回音。
Moellermann部长于十一月七日返回德国，当天第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就是谈联
邦德国经济部长将这份政治犯名单交给中国政府的事情。一时之间，德国所有电台
纷纷报道，次日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此事，消息传遍全德。“德国之声”电台又将
此消息用汉语向大陆广播，全德学联也成了新闻采访的热点。
十一月十四日，李鹏果然应诺，给了德国政府一个“回音”，但回答的却十分草
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这份名单是不严肃的，
仅此而已。十一月十五日，Moellermann部长再度致函李鹏，要求就对这份政治犯名
单的调查结果，给德国政府一个正式的官方答复。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以联邦德国议会副主席Klein为团长的议会人权代表团访华，
再度讯问有关这份名单的情况。中国外交部代表对此作了正式但却又非常笼统的回
答：
经过对这份名单的调查，在这份名单中：
三百零三人因人名不准和缺乏有关信息以致无法对证；
二百五十七人经审理后被释放；
四十九人未经审理；
二百四十二人犯有刑事案；
二十六人因违法而被送入劳动教养；
十三人因触犯中国刑法尚在审理中；
十三人是台湾国民党秘密特务。
Klein议会副主席待进一步询问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能给予更详尽的回答。
针对中共迫害政治犯而又欲盖弥彰的态度，吴欣在《中国之春》上写道：“中共
外交部对被捕民运人士名单的答复，又一次显露出中共对于人民的基本尊严和基本
权利的蔑视。被捕名单上的民运人士都是有名有姓有简历的，可是中共作答时却只
给出几个统计数字。也许中共并没去挨个查对这些民运人士的下落，因而拿不出关
于具体人、具体情况的整套资料，中共所提供的数字是编出来的。更为可能的，是
中共有整套资料但又秘不示人。可是，这种资料为什么要保密呢？难道中共治下的
百姓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而不可以有自己人格和个性？即使中共认
为民运人士不该同情，民运人士还有家人子女，他们的悲欢离合、心酸苦辣难道也
不值一顾？……中共就不怕成为天良泯灭、冥顽不化的代名词吗？”
继九百零三人的名单之后，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国之春》在其一百零九期上刊
登了《六十三名被捕民运人士的资料》，名单由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提供，“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写了前言，他说：“一九九一年，‘中国人权’通过独立
渠道，搜集到六十三名由于政治原因被中国政府逮捕或迫害的人士的资料。其中绝
大部分，在此之前从未报道过。
“这份备忘录，可为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共约四万五
千字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提供对照。
“我们知道，这六十三个名字，还不及同样案例总数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
。‘亚洲观察’、‘国际大赦’等国际人权组织，多年来搜集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政
府侵犯人权的记录，那仍是冰山一角。
“取得详实资料，把中国政府一桩桩、一件件践踏人权的行为公之于世，是‘中
国人权’从不间断的工作。在此，仅向每一位协助取得这些资料的人士表示感谢，
也请更多的人士支持我们。”
这批名单以及以后《中国之春》继续刊载的名单，都同九百零三人的名单一样，
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向中共政权洽谈人权问题的重要资料，对中共政权来说，造成了
十分沉重的政治压力。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国之春》在其一一六期上又刊载了北明的《山西：一个更
为黑暗的中国》，详细地披露了山西省民运人士遭到逮捕、判刑的情况。她开列的
名单是：山西省作家柯云路、北明、郑义，大学老师丁俊泽、胡健、王新龙、葛湖
、姚虎贤以及记者尹进等。她指出：山西，比之北京，是一个更黑暗的王国，在那
儿，民运人士判刑之重，全国罕见，受刑之苦，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中国之春
》还刊载了葛湖、王新龙、尹进案的判决书以及他们的上诉书和家信。
一九九三年六月，原《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主笔胡平、经理薛伟为避免民运
组织的内部纷争，另办《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之春》第五期
又继续刊登了丁子霖所搜集的“六四”遇难者三十人名单和“六四”伤残者名单。

除了公布名单，《中国之春》还刊登了许多在大陆的民运人士的上诉书、判决书
等，如肖雪慧、莫莉花、王军涛、陈子明、李贵仁、吴学灿、鲍彤、王丹、刘刚等
。
这些名单及民运人士的个案，有力地戳穿了中共的谎言，它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中
共剥夺人权、迫害政治异议者以及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罪行，为中国的民运事业
取得国际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存柱]

春天是我们的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三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四月号

陈力 芦苇


中国之春——流亡者之家

随着“六四”镇压的枪声，很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开始了他们政治流亡者的
生涯。他们有的逃到法国，有的逃到英国，有的逃到澳大利亚、加拿大，但更多的
，是逃到美国。而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民联组织，往往成了他们第一个投奔的地方，
特别是设在纽约的中国民联总部和《中国之春》，更是接待最频繁，也是流亡者最
可信赖和最温暖的家。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曾对总部工作人员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下达过
指示，凡是对从中国大陆逃亡出来的人，只要找到民联，民联一定要热情接待他们
，不仅在政治上要加强关怀，就是在生活上，也要尽其所能，扶助他们在异国的土
地上扎下脚跟。
谈到生活上的帮助，那工作就非常琐碎而又繁杂了。在这方面最能干的就属总部
办公室主任、《中国之春》经理薛伟了。每当一个新的流亡者到来，他都忙着张罗
，去做如租房子、找工作甚至赠送衣被、指导购物、汽车接送诸如此类的事。
《中国之春》编辑部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对有代表性的流亡人士进行专
访，一方面利用媒介对他们在民运方面的贡献进行宣传、表彰，另一方面又通过他
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总结民运的经验和教训。
李林、李智，是两兄弟。八九民运期间，李林是湖南省衡阳工人自治会发起人，
李智则在长沙发动全市歌星上街表演，为二十余万示威民众鼓劲。“六四”后，他
们逃到香港，获得了合法居留身份。一九九一年二月，他们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
又了解到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刚表示过对返回大陆的民运份子不予追究，便先后返回
大陆探视加人。先行的李智回家后，并未遇到麻烦。但当李林也回到湖南后，中共
当局便以反革命罪将二人一起拘捕。在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的各界人士的纷纷
要求中，中共不得已才将他们释放了。两兄弟于七月返回香港，后又来到美国纽约
。为此，《中国之春》编辑部对他们进行了访问，写了“李林李智：两番虎口余生
”的报导，刊于一零三期上。他们用他们惊险的经历，对中共的专制和恐怖进行了
有力的控诉。李林在专访结尾中写道：“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首先是希望
海外的朋友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轻信中共的任何许诺。什么不追究责任，不秋后
算帐，都是骗人的鬼话。中共会用这些花言巧语诱捕海外民运人士，千万不要上当
。其次我们的经历也说明，海外的声援，对于国内受迫害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次我们如果没有海外朋友的援助，也不可能脱离虎口。在此
，我要趁此机会对海外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大陆九零年和九一年两届六十七公斤级拳击冠军、原国
家拳击队队长、武警上尉袁青海，趁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第六届世界业余拳击锦标
赛之际，找到了中国民联悉尼分部，并在悉尼分部的帮助下出走，向澳国政府寻求
政治庇护。《中国之春》及时发表了有关他的报导。袁青海在“八九民运”期间正
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他随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六四”后，北京
搞起了人人过关，他也受到了株连。正由于这样，他对中共政权已经完全失望，遂
决定寻找“自我流亡”的机会。他说：“在国内，我就知道海外有中国民联这个组
织，所以，到了悉尼后，我立即设法寻找。幸运的是，悉尼的民运相当活跃，我顺
利找到了它。我真诚地感谢民联悉尼分部主任郑郁，他在一接到我求援的消息后，
立即赶来与我联系，热情欢迎我投奔自由，并作了详尽的安排。十一月二十二日深
夜，郑郁和民联干部常潮开车来预定的地点等我，在夜幕的掩护下，我顺利脱身。
次日，他俩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民联。今天，我终于踏在了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呼吸
到自由的空气。”
一九九二年七月，七七—七八年的北京民主墙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青抵达美
国纽约。刘青曾担任民刊《四五论坛》的主编，并被推举为北京民刊联席会议的召
集人。一九八七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后，刘青曾冒险印发了魏京生的辩护词。当中共
当局追究此事时，刘青挺身而出，表示愿承担全部责任。他因此被判处十年徒刑，
至八九年释放。后又被拘留了半年时间。一九八二年《中国之春》创刊时，曾将刘
青列为首位名誉编辑。作为一位中国民运的重要领导者，刘青接受了《中国之春》
记者的采访。在题为“刘青：民主墙的谭嗣同”的采访中，刘青对民主墙作了深沉
的回忆和总结，并谈到了他在牢狱期间面壁十年的反思过程。他说：“我想得较多
的是民主墙运动的教训。我觉得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中国的事情不可能一步解决，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走。我们的民族是个体弱者，一快跑就会眩晕虚脱。”在谈到海
外民运时，刘青说道：“对大陆的影响，可能在海外你们感觉不到。可是在大陆，
海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使他们受到影响和鼓舞。一个消息来了，人们奔走相告。问
题是怎样把海外民运与大陆民运结合起来。”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四”后被中共公开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高自联”
常委熊焱，在被中共关押了一年七个月之后，终于历经艰险，逃抵美国。他在接受
《中国之春》采访时说：“共产党虽然暂时稳住了局势，但‘六四’的代价是民心
丧尽，现在大家都在骂共产党，连公安人员也不敢为共产党公开说好话，他们也只
能强调‘稳定’就我个人体会，过去当‘反革命’象作贼似的，可是现在好象当‘
反革命’变得挺光荣。”谈到海外民运，熊焱说：“在大陆我们都很关注海外民运
的事情。大多数消息都是通过外国电台听到的，也有些口头的传闻……现在最大的
问题是怎样和大陆的民运联系。”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工自联”领袖韩东方抵达香港。半个
月后，他在纽约接受了《中国之春》记者的访问。韩东方向记者详谈了他在坐牢的
那段日子里，对中国大陆问题的深入的思考。他说，我“还是认为‘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从不隐瞒我反对目前的政府，但我认为必须要用
合法的程序去撤换它。这个过程当然是相当漫长的，而首先的任务就是要让中国人
民相信，用法律的程序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始终认为中国发展的前途在于社会
的和解。革命和暴力有时可以解一时之快，但是它最终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制造
了人们的仇恨，冤冤相报，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韩东方还谈到了他拟组自由工
会的计划。他说：“现在自由工会在中国产生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自由工会在
中国，首先是一个争取存在权利的问题。”
一九九二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张士敏来到美国，他不仅是“八九民
运”的参加者，在上海曾以作家身份支持过学生运动，而且还是一个“以文载罪”
的“罪犯”——一九八八年，张士敏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这是
一部反映劳动模范精神堕落的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却遭到了人的指控。有一名“
劳动模范”对号入座，说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就是他，遂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
起诉。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六四”前，上海徐汇区法院作出了此案在法律上不能
成立的结论。但“六四”改变了张士敏的命运。由于张士敏参加了民主运动，再加
上邓力群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事情一直闹到江泽民那里，江泽民竟做了“保护劳
模、严肃处理”的批示。因为上面“风向”变了，下面也跟着变。首先是上海人大
法制委员会向徐汇区法院进行粗暴干预，并撤换办案人员，重定调子。之后是原告
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哭诉，全国总工会主席亲口表态：“听说有人利用小说诽
谤你，这我们决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汇区法院对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
》一案重新审判，判张士敏的诽谤罪成立。张士敏愤怒之极，他当时就冲出法庭，
大喊：“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耻辱，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张士敏来到美国后，受
到《中国之春》的接待，他将《荣誉的十字架》的审判内幕写成文章，刊载在《中
国之春》第一百一十六期上。
在《中国之春》第一百一十七期，《中国之春》又采访刚刚到达美国的周舵和郑
义。周舵是在天安门绝食的“四君子”之一，郑义是“八九民运”时最活跃的知识
分子之一，又是在民联在大陆的组织协助下逃到香港的。周舵在专访中以他个人的
体会对“六四”进行了反思，他说：“‘六四’是长在共产党头上的一个癌症。邓
小平生前不解决它的话，在他身后马上就会爆发。……不难想象，邓小平死后必然
会出现的权力争夺中，只要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够看出，打‘六四’和‘民
主’这两张牌的好处太多了，谁打这两张牌，谁就会得民心，谁就会成为政治斗争
中的赢家。相反，谁不打这两张牌，谁就会失败得非常惨。”郑义则侧重讲了他在
“六四”以后为躲避中共当局的迫害在大陆流亡并在流亡期间写作《红色纪念碑》
和《历史一部分》的经过，同时也对中国大陆的现状作了分析。他说：“我对于邓
小平现在继续搞开放改革，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我
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矛盾会积累的很尖锐，会出现失控的局面。……
共产党官僚贪得无厌已经达到非常无耻的局面，而且弄得老百姓也很实用主义，你
捞我也捞。但差距实在太大，老百姓如何捞得过官僚？我还认为，中国不管怎样改
革开放，只要极权主义不改变，那么我们过去所承受的一切苦难和灾难性的结局都
可能重现。所以我认为民主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郑义还表示，他将开展对中国
民运的研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名政治流亡者：薛伟、杨巍、高新、李林
、熊焱、刘青、倪育贤、王升陛、戚挺华、姚勇战，在《中国之春》编辑部聚集一
堂，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评点中共最近公布的“改造罪犯”的白皮书。他们都是因
和中共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蹲过中共的监狱的人。回首铁窗
事，他们既有无限心酸，也有无限感慨。《中国之春》主笔胡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大陆这四十多年监狱的真相究竟如何？看来只能请中共当局把铁幕拉开一
点，让光亮透入其中，使国际社会有可能实际地了解当代中国监狱之面目。就此而
言，一纸白皮书是远远不够的。”这次座谈会揭开了的中共改造罪犯的“白皮书”
虚假的画皮，在大陆和海外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世界的公审

一九九二年一月底，经过“六四”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中共总理李鹏
，来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高峰会议。中国民联总部得到此消息后，率先提出到
联合国广场集会抗议，并迅速参与了和兄弟民运团体的共同运作。
一月三十一日，数以千计的华人在联合国大厦前的哈玛绍广场集会示威，愤怒抗
议“六四”屠夫李鹏到联合国参加安理会高峰会议。被李鹏此行激怒的广大在美华
人，包括民联在内的各民运团体与华侨各界，早已多次协商、统一步调，共同组织
示威向李鹏抗议，并抗议安理会对李鹏的邀请以及布什与李鹏的单独会见。
在当日的示威现场，一大早就搭好了公审李鹏的审判台，还搭了一个中共坦克的
模型。九台大电视机在向人们播放“六四”录像，重现那血与火的场面。人们举着
王军涛、陈子明、魏京生、徐文立、王丹等被捕民运人士的大幅照片以及各种标语
旗帜，呼着“打倒李鹏”、“公审李鹏”等口号绕场游行。
这天上午，民联主席于大海和柴玲、李禄、赵海青等人共同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记
者招待会，提醒美国各界注意“六四”凶手的到访。
下午一时起，多位著名民运人士和各主要民运团体负责人在联合国广场发表演讲
。刘宾雁指出：“中国大陆导致八九民运的种种危机不但未被解决，反而更严重了
，中国人民正在等待时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已经不远了。”严家其说：“本世
纪中国人民遭到两次大屠杀，一次是日寇的南京大屠杀，一次是李鹏政府的‘六四
’屠杀。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审李鹏，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把公审台搬到北京去
，让中国人民来公审那些‘六四’屠杀的刽子手们。”自民党代表王炳章呼吁人们
做好进行革命的准备，在下一次类似“六四”的事件中，一举推翻中共独裁统治。
学自联主席赵海青指出，联合国安理会邀请李鹏与会，以及布什总统单独会见李鹏
是错误的，这可能使李鹏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北京，从而加强中共顽固派的影响。
我们要求安理会通过谴责中共政权的决议，给中国人民以正确的信息：全世界没有
忘记“六四”。于大海在发言中说道：今天来联合国访问的李鹏，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败类。李鹏及其同伙，屠杀了成百上千的无辜民众，却至今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忏悔之意。李鹏并不是有合法性基础的国家领导人，而是还没有被人民审判的冷
血杀手。于大海说，我们提醒世界各国，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
残渣余孽，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和隐患。我们呼吁世界各国继续过问中国大陆的人权
状况，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会场上发言的人还有：美国香港
华人联会主席吴锦祥，华裔作家包柏漪，矽谷华人民主促进会代表丁元，纽约市议
会中国城选区代表付利达、民阵理事长朱嘉明、劳联—产联中国委员会主席马瑟儿
等。
随后，人权法庭开庭公审李鹏，由原北京高校对话团团长，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
研究生项小吉担任法官宣布开庭，由身穿白袍的民主女神(民阵澳洲理事李娟扮演)
代表“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向法庭起诉李鹏下令戒严、屠杀北京学生、市
民的滔天罪行。被告律师为缺席的被告李鹏作辩护后，四名证人先后登场，以亲眼
所见、亲身所受的事实控诉李鹏当局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及中共迫害政治犯及其
家属的劣迹。四名证人是“六四”时都在北京现场的李兰菊、柴玲、白梦、姚勇战
。法庭的陪审团由在场的中美人士担任，在一片“有罪”声中，法官宣布李鹏有罪
，要求安理会驱逐李鹏。并宣布将进一步调查李鹏的罪行。
这一次抗议示威活动组织的有声有色，显示了民运组织及海外华人的力量。
由对李鹏的示威事件发端，海外各民运组织又向中共展开了新一波的抗议活动。
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及各华侨团体共三千多人，在民联、
民阵的统一协调下，同时在堪培拉、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各大城市展开了声势
浩大的“全澳华人争人权”的示威聚会。这次集会，主要是针对中共副总理朱熔基
到澳大利亚访问。示威民众要求中共释放一切在押的民运人士，民联、民阵在集会
上还散发了致朱熔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表达了海外民运人士对祖国的热爱和关注
，驳斥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中对于中国人权的歪曲解
释，并列举了种种现存的压制人权的罪行。
一九九二年四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日本，遭到了包括民联日本分部在内的
旅日留学生举行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七日，在江泽民的一次演讲会上，留学生洪建
兵、王希浩、车宪平等挺身而出，要求江泽民承担“六四”大屠杀的责任，并高呼
“结束一党专政”、“民主万岁”等口号。他们的行动，使中共专制者感到难堪，
也使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扬眉吐气。事后，这三位留学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六四”屠杀的第三个年头来到了。为纪念这个悲痛的日子，民联、民阵、学自
联、自民党以及很多侨团采取了统一联合的行动，在全球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纪
念活动。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人们在会场上树起监狱模型。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留
学生张亚来控诉说，“六四”前他学成归国，效力于国家，不料想没多久就在“六
四”惨案中被子弹打穿胫骨，现在装着假肢。他呼吁国际上不要忘记“六四”，要
关心“六四”入狱者和伤残者，给予人道援助。在纽约，中国民联等团体六月三日
晚上起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绝食纪念活动，之后又在现场召开烛光
晚会。民联主席于大海等参加了悼念活动。难能可贵的是，古巴、阿富汗等国的人
士也赶来致词支持中国民运。说到激昂之处，二十多位古巴人也跟中国人一齐对中
共领馆大喊：可耻！可耻！五月三十一日，在洛杉矶，民联、民阵分部共同举办了
“六四民主长跑”，参加民主长跑的除了民运人士外，还有学生、华侨、小朋友甚
至老先生、老太太。在香港，五月三十一日，由支联会组织，有民联香港分部成员
参加的近万名香港民众的游行，高举着“不忘六四”、“立即释放民运人士”等横
幅，沿途高呼口号。游行抵达新华社门外时，人们抬出一口棺材，向中共抗议，并
向新华社递交了给中共的抗议书。六月六日晚，数以万计的市民参加了维多利亚公
园的烛光纪念会。在巴黎，六月四日，数十名中法人士骑车游行经过市区，由万润
南、严家其、吾尔开希带领，向中共使馆抗议。当晚，著名歌手邓丽君还来到游行
队伍中，和大家一齐唱“血染的风采”，并以悲愤的心情说：“我们绝不向暴政低
头，绝不妥协！”中国人不忘“六四”的愤怒的呐喊，震撼着整个世界。
“六四”的抗议活动使外出访问的中共官员如过街老鼠，在一片人人喊打声中，
惊慌失措。六月一日，中国民联总部得到中共总理李鹏前往巴西开会，要在六月九
日来夏威夷停留的消息，当即打电话到民联夏威夷分部。分部立即做了动员，并决
定联合发动本地各界强烈抗议。在李鹏未到前，民联、民阵夏威夷分部给决定接待
李鹏的中华总商会打了电话，谴责其与屠夫握手的行为；又向希尔顿饭店打电话，
反对它为李鹏提供场地；同时又打电话给夏威夷州州长、檀香山市市长，反对他们
赴招待李鹏的餐会。在民联、民阵夏威夷分部及侨界的主持下，“欢迎”李鹏已一
切准备就绪。但在六月九日，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李鹏决定不来了。据厦威夷官
方人士说，李鹏大概经过权衡利害，似乎觉得没有必要自讨没趣。李鹏这次灰头灰
脸想到夏威夷又不得其门而入，是民主力量的又一场胜利。
以上所述的一些示威抗议事件，只是整个示威抗议活动的很少一部分，事实上，
自“六四”屠杀以后，每到它的祭日，中国民联及其它海外民运团体或侨界社团，
都要联合举办纪念活动，以表达对中共压制人权的愤怒，并寄托对死亡烈士的哀思
。除此之外，民联还经常经常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如中共建国的“十一”
等——在中共使领馆门前举行示威。□

[郑存柱]

争回失去的大地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四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五月号

陈力 芦苇


闯关者——叩不开的国门

一方面是中共施用“赶尽杀绝”的恐怖高压手段，迫使大量政治异见人士流亡海
外，另一方面，中共又紧闭国门，严禁“坚持反动立场”的政治流亡者回国。这种
状况，用飘泊在异国他乡的民运人士们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
地。”据披露，中国大陆政府国务院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批准了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关于出入境条例和公安法、国安法的修订条例，其实在这些条例未“批准”前
，早已在各海关实施了。条例规定了八类人不准入境或暂不准入境，这“八类人”
，归根结底，就是和中共有政治异见并在海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不懈的斗争的人
。中共这样做，其目的主要是企图消除或减弱著名的民运人士对大陆人民的影响力
和号召力，从而减轻或缓解自身面临的巨大的政治压力。
为了揭穿中共这一卑鄙的阴谋，很多中国民联的成员或同中国民联关系极深的民
运人士，都相继采取了闯关的形式，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向中共索回被剥夺了的公
民对祖国认同的权利以及其它最基本的人的权利，从而把中共压制人权的丑恶嘴脸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于大海任主席的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如下几椿闯关事件：
一九九一年七月，刚刚卸任的前民联副主席黄奔，在香港申请进入中国大陆遭到
拒绝。中共的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有权拒发签证，但对为何拒绝签证的理由则未作任
何解释。
一九九一年八月，四名自民党女党员同时又是民联盟员的杨铮、宁勤、徐如雪和
柳期阳，以旅游签证的方式进了中国大陆。到达北京后，她们随即成立了慰问团，
准备前去探望王军涛、陈子明、徐文立、魏京生、任畹町等被捕民运人士的家属，
这些家属她们有的找到了，有的还没有找到，但由于她们的公开活动，很快被中共
公安部门发觉并予拘捕，次日，她们四人被遣送出境。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国民联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龚小夏与知名异议人
士戴晴，分别于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在香港被中共当局海关拒绝入境。龚小夏和戴晴
都持有因私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且均无其它国家的居留或难民身份。
经过一番周折，戴晴终于获准六月七日进入大陆，而龚小夏则被迫于六月十日由香
港返回美国。龚小夏在一篇刊于《中国之春》111期的题为“中国大陆的棉花墙”一
文中指出：中共不允许她入境，侵犯了她回家的权利。“我的回国受阻不是一个孤
立的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政府一再宣布的留学生来去自由的开放政策在国内某些层
次遭受的阻力。更严重的是，我返穗受阻与戴晴回京被拒证明了传闻已久的中国政
府对国外留学人员所开的黑名单的存在。而作为守法公民的戴晴和我之所以被列入
黑名单只能与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有关，中国政府如果不对这种根据思想、言论开黑
名单并且剥夺名单上的人的最基本公民权利的做法作出说明和进行反省，广大留学
生对政治迫害的疑惧就无法消除，对开放政策的信任就无法产生，因而回国服务的
决心也就无法坚定。”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刘宾雁笔下“第二种忠诚”的主角、民联成员同时又是
自民党副主席的倪育贤，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强行闯关，当天下午五时许抵达
上海。当倪育贤通过检疫口，进入第二门交验护照时，四名武警和一名便衣就迅速
将他围住，一名军官说：“你是倪育贤吧，请跟我走。”他们把他带入一间小房内
，一小时后，又进来几名便衣，倪被四名武警挟持着押入一辆红色轿车，驶离机场
，到达一家名叫“虹桥宾馆”的大楼。从十五日下午六时，一直到晚上十二时，国
安部人员共换了四批，和他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对话”，话题从对邓小平的讲
话的评价到“六四”事件的看法，从中国大陆的改革前途到民运组织的价值，双方
辩论十分激烈。
从他们的以下“对话”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共企图镇压民运组织和强行剥夺公民
的最基本权利的做法是多么蛮横无理和肆无忌惮。
倪育贤：我先要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起来。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回到自
己的国家，你们有什么权力剥夺我回国的权利？
国安部官员：为什么不让你进来，原因你自己也明白。你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回国
，你是海外反动组织的头目，你在国外从事了大量严重的反政府活动，你做的事，
我们一清二楚。
倪育贤：……民运组织大部分是公开的，不象你们共产党，老是偷偷摸摸搞阴谋
……
国安部官员：闲话少说，你先回答，这次你回来想干什么？
倪育贤：最近，邓小平、江泽民、李鹏都公开说欢迎国外持不同政治态度的留学
生和知识分子回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姿态。所以，我想来亲身体验一
下共产党的诚意。但想不到这么经不起考验，我一下飞机，就把我抓起来了。
国安部官员：对一般留学生，我们当然欢迎回来，即使有一些人在海外受了错误
宣传的影响，一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如参加了游行什么的，我们既往不咎，只
要认识了，我们不追究。你不同于一般做错事的留学生，你们在国外上窜下跳，组
织反动组织，叫喊要打倒共产党，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有罪的。
倪育贤：我既然登上“中国民航”回来，我就是准备来面对你们的处理。如果你
们认为我在国外的行为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你们完全可以将我按照司法程序进行审
理。但是你们这样不通过司法程序，在海关拘押持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剥夺我回
国的公民权，这是违法的。我要对你们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
……
国安部官员：你坚持顽固立场，我们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奉上级命令，我们通
知你，由于你在国外从事反政府活动，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时离境。
倪育贤：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真是不伦不类。按国际法，只有从事非法活动
的外国人才可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本身是一个中国公民，回国是我的当然权利
。我并不要求你们来欢迎我，这是我自己的国家，即使共产党不欢迎我，我也有回
国的权利。
国安部官员：我们只是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你应该注意我们没有象外国人一
样用“驱逐出境”的字眼。将来有一天你宣布退出反动组织，我们开车到机场来接
你。我们说话算数。
一九九三年六月，又发生了中国民联成员、前民联总部公关干事、北京工自联常
委吕京花闯关被阻事件。当时，吕京花在香港参加一个有关人权、工会权、民主方
面的国际会议，由于思念大陆亲人心切，她尝试回大陆的办法。但没有想到，她居
然顺利地拿到了签证，这可能是中共疏忽所造成的一个“意外”，也可能是中共有
意安排的一种“杀鸡儆猴”的办法。但不管怎样，由于得到了签证，使吕京花喜出
望外。六月十三日早晨，她乘上了直达北京的飞机。但当她下了飞机，来到北京机
场的入境口的时侯，却过来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察。他把她带到一间小屋，里面
早已坐着五、六个便装人员，然后便开始了对她的审讯。其中一人问她：“说，你
到底这次来北京干嘛？”吕京花道：“探亲，就是探亲。我的父亲自从我走之后，
他已第三次进医院做手术，我怕……”但是，还不容吕京花把话说完，几个便衣警
察就打断了她的话，命令她跟他们走，吕京花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警察说。吕京花知道她将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命运，于
是挣扎着拼命地回头，想从那入境口之外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来接自己的亲人。这
时又跑来四个女警察，一齐动手，强拉死推着吕京花。她们越是推拉，吕京花越是
想见亲人一面。于是，她死死地抓住路边的广告架，和警察对峙起来。吕京花已顾
不得她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了，她大声嚷嚷着要见亲人，只要见一面，她就离开。
但是警察执意不准。这时，一群外国旅客从她身边走过，惊奇地看着警察和吕京花
扭扯成一团，吕京花高声用英文嚷着：“这个国家不讲人权！我只要看看我的亲人
，他们都不许，还虐待我。”听到吕京花的喊声，几个警察上来，堵着她的嘴，反
扭着她的两臂，不断地推搡着，将她强行押上了回香港的飞机。经过这一番折腾，
使飞机因此而晚点了三十分钟。吕京花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飞机上
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大地，百感交集，我为见不到我的亲人而伤心，但与此同时，我
心中又升起一种严肃的责任感：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祖国，对那个践踏人
权的专制政权，我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啊！”

鹰出牢笼任翱翔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被中共污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祖师爷”的中国民
运的重要人物王若望，偕其夫人冯素英(羊子)也被迫流亡到了美国。
王若望，原名王寿华，一九一八年生，江苏省武进县人。他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宝鸡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他担任上海总工会党总支书记兼宣传部长、上
海柴油机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共华东局文艺处副处长，《文艺月报》副主编。
一九五七年，王若望由于主张文艺自由化，写了《步步设防》和《释“落后份子”
》等文章，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八年，又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罪”，入狱四年，出
狱后继续被当作“现行反革命”，续以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中共搞“右派”平反
，王若望遂恢复党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并被中国作家协会选为理事。也正
由于王若望有这些“革命”的“老资历”，所以被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誉之为“共和
国近卫军老战士”。
但王若望和中共却根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所著《饥饿三部曲》纪实文学，敢
于打破文艺上的禁区，描述了中共监狱的非人生活，是公认的“黑牢文学”的开路
先锋。这当然引起了中共文宣部门的警觉。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
头面人物胡乔木，曾找王若望谈过话，他指责王若望：“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
但思想上没有入党，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你现在
还没有烧成灰，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一名香港记者曾问过他，你本来是一个坚
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答道：“共产
党在反对国民党时，是主张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做独裁者，
共产党又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理论著作
，强调国家是专政机器，它是用来镇压反动阶级的，不是保护人民的。这就使毛泽
东有理由不断地镇压他所谓的‘坏人’。中国国内受迫害的，包括精神的、物质的
、肉体的迫害，人数达一亿人。反右时七十万，文革变成一亿。这不是共产党的错
误越来越多吗？越来越不可救药了吗？共产党这些做法，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
到，这个党，我跟它没有一点好处，只有活受罪。”“我早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
明，我不相信共产主义，那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我现在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比我年青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要强烈十倍！我之所以能在几十年中百折不挠地同专
制政权对着干，也同我个人的坎坷经历有关。我在中共淫威下遭遇了三个‘二次’
——二次戴帽子，二次坐黑牢，二次被开除党籍。我从血的教训中看出了中共的不
人道、违天理。二次坐牢，使我同人民、尤其是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人民接触
，坚定了‘为民请命’的意愿，决不为邪恶的政权效劳。”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王若望和刘宾雁、方励
之一起被中共公开宣布开除党籍，并在新闻媒体上展开了对他们的“大批判”。中
共这样做，是秉承了邓小平的旨意，早在一九八六年底，邓小平就讲过一段话：“
王若望猖狂得很，我早就说过要开除党籍。”他们对王若望罹织的“罪名”是，指
王若望在《镜报》两次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其中最使邓小平恼火的是王若望在一篇
批评“第三梯队”的文章中说：“‘第三梯队’是父传子、子传孙的家天下的继续
”；又把王若望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一放就乱》、《对两极分化之我见》等杂文
，指称为“反对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发表在《深圳工人
报》上的《对两极分化之我见》，是标明与邓小平“商榷”的，当然也是一次公开
地向邓小平挑战，所以，大大触怒了邓小平，《深圳工人报》也因此被封闭。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再度掀起了高潮，王若望此时不顾个人安危，
积极参与民运，带头上街游行。四月二十五日，他公开上书，写了一篇《致邓小平
的公开信》，王若望在该信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不应将青年
人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视若洪水猛兽，应该把他看做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指
邓小平)在对待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的谈话和决策，违反了这条原则。……大方
向错了，具体的步骤便形成一系列的倒行逆施。”
中共“六四”在北京对民运采取严酷的镇压和屠杀手段，王若望的厄运也接踵而
来。一九八九年七月，他为了躲避“风头”，到浙江农村去“避难”了一个多月。
社会上一时盛传他“失踪”。九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家里。第二天就有公安人员上
门拉他去传讯，第三天即告拘捕。王若望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三看守所共一年另两个
月，他回忆起这段铁窗生涯时，说：“这是我铁窗生涯中最幸运的一次，我获准可
以读一些书刊，我读了二十几本《资治通鉴》……同时，每天还特配给香烟六、七
支，但不给火柴，要看守临时供给。饭可以吃饱，每周还可吃两次肉和准看半天电
视。最坏的是不准‘放风’，不能出监房走动。以致出狱后拔掉两颗牙齿。”
在王若望入狱一个多月后，即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的《解放日报》、《
文汇报》紧锣密鼓，双箭齐发，发表了两篇批判他的文章。当时海内外关心民运的
人士都莫不为之焦虑不安，认为对王若望的刑期至少要判十年以上。但颇使人感到
“意外”的是，一九九零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公安局竟同意了王若望的夫人羊子的
要求，让他“取保候审”，王若望这才回到家中。一九九一年，公安局对王若望仍
控制严厉，他们怕王若望同境外新闻记者和民运人士来往，甚至下令拆去了他家的
电话。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年已七十多岁的老人，王若望仍坚持初衷，
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并在他夫人羊子的协助下，发挥了巧妙的斗争艺术，并筹出
民办刊物，被公安局发觉连续审问三十多小时。
一九九二年，中共对没有刑事记录的民运人士采取了“任其流亡”的“放行”新
策略，在戴晴、刘青、韩东方都相继离国后，一天，王若望被通知到公安局，公安
人员宣布：“你的案子，现已查明，决定撤销你的‘取保候审’，但你不要忘了你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翌日，王若望所属的单位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宣告：“
接公安局通知，从今天起，你可以申请出国了。”
王若望终于获得了自由，他自称是“带着满身伤痕来投奔自由的。”这位满头银
发的老人，一到旧金山，刚下飞机就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他用锋利的言词，对中国
大陆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了五点：“结束一党专政，继续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
，实施新闻自由，平反‘六四’冤案。”对于他的愈挫愈勇的敢言作风，美国新闻
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旧金山的一家报纸指出：“近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运人士
，对中共多有不同的批评和看法，甚至有个别人迂迥地替中共辩护而尽说些矫情的
话，王若望毫不含糊地直话直说，颇予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八月九日，即王若望到达旧金山的第四天，王若望在这里接受了“中国民主教育
基金会”颁赠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同时，王若望宣布加入了中国民联。然后，
他未扑尽身上的风尘，顾不得劳累，便开始了以“考察海外民运”为目的的世界之
行。八月底，他和夫人羊子访问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和艾得蒙顿。九月七日，来到纽
约。把家刚刚安排定了以后，十月二十七日，又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十
一月十日，转赴欧洲，先后到了法国、德国、英国。而后，又到香港、澳大利亚。
所到之处，王若望都受到了当地的海外民运人士的热情接待，同时在侨界或大学进
行演讲，并拜会当地国政要。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纽省工党礼堂，王若望作了到澳洲
的第一场演讲。记者对这次演讲会的盛况作了如下报导：“演讲原定下午二点开始
，但由于听众过多，故稍推迟了半个小时，其实二点左右，工党礼堂已是座无虚席
，座位四周也已站满听众，连走廊也站满。”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若望应作家柏杨和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团结
自强协会之邀，到台湾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王若望一下飞机，就在台北机场向记
者表示，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考察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想看看“中国
人自己实践的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一回事。”在台期间，他先后拜会了中国大陆灾胞
救助总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陆委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行政院
新闻局、政治大学、《联合报》、并参观了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访问了桃园农家、新竹科学园区高雄石油钢铁两大企业，拜会了星云大师等。王
若望说：“以台湾的经验而言，台湾到了一定阶段，在蒋经国总统时代，和现在李
登辉总统主政时，都逐步推动了政治上的改革。若是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就
很难再起飞。所以中共虽致力于经济方面的改革，但若不思考政治民主化，前途是
不乐观的。”王若望还呼吁中共领导人，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
想，实施民主改革是真正聪明的做法。一九九三年元旦，王若望到总统府前参观了
升旗典礼。六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当他走到王若望面前时，郝柏村
停下来和王若望握手。六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现场，和王若望“不期而遇”，
双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李登辉总统说：希望大陆同胞也能享受自由、民主、平等
的生活。王若望认为：台湾政府的首脑们对王若望的接见，表现了他们对大陆人民
血肉相连的感情和对大陆民主事业的关心。
一九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题为《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
的文章，这是他在访问加拿大东部时的一篇发言稿，他说：“我建议的民运的三条
当务之急的最低纲领是：一、结束一党专政；二、开放新闻自由；三、给‘六四’
平反、释放一切政治犯。”在谈到海外民运时，王若望说道：“大陆的知识分子对
待海外民运是很关心的，他们通过海外短波知道你们的重要的行动，你们的活动更
多的是给国内知识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你们在海外所化的
心血，辛苦没有白费，是有效的。”但是，也“应该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
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
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是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
检查自己，要培养从肉体到精神上浸透了文明的民主气息，这是一个长期的自我修
养的任务。”王若望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出了四条民运人士的行为规范，与诸位共勉
，即：一、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二、不搞山头主义；三、排除小团体习气；四、
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王若望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多伦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将于一九九三
年一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中，出马竞选主席职位。他说：能否
当选主席将由选票决定，假如他真的当选，他将发挥与中共打交道数十年的经验，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争取民主运动进一步的胜利。他表示，他虽然现在已届
七十四岁，但觉得目前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年代，也是最光辉的日子，能够有今天
的自由，过往所受的磨难已经获得补偿。□

[郑存柱]

挫折与反思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五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六月号

陈力 芦苇


严重的挫折——民联民阵的联合大会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酝酿已久的民联、民阵联合代表大会在华盛顿正式开
幕。
在这之前，即一月二十八日晚，民联主席于大海、民阵主席万润南，分别主持了
两个组织的代表会议，民联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之春》杂志的定位的决议，
决议指出，《中国之春》将继续保持原来的编辑方针，坚守自由、民主、法治、人
权的阵地，为促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民联主席于大海还在会上向十二名“中国民联的忠诚战士”颁发了奖牌和奖品。
这十二名民联成员是：
杨巍，曾因在上海参加八六年和八九年的民运而两度被捕，他的被捕引出了美国
国会第一次通过有关大陆留学生居留问题的法案。九一年八月到美国后，又义无反
顾地进入民联总部工作，担任组织干事；
吴方城，民联肯塔基分部创始人，曾参与创建第一个独立于中共官方的大陆留学
生联谊会，也曾任民联联委会副主任。他撰写的有关留学生在海外居留问题的文章
造成了很大振荡；
汪小风，曾任民联加拿大分部主任。他为民联五大的成功召开和民联、民阵在加
拿大的联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达胜，民阵民联德国分部副主任。他为民阵民联德国分部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曾积极在近年到东欧的中国人当中发展民运力量。
梁华，香港人，民联香港分部主任，《中国之春》香港分社社长。他是民联大陆
工作的一个重要执行者。
胡尧，《中国之春》澳大利亚版主编；
姚月谦，民联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国之春》在日本的发行
，
吴仁华，曾积极参加八九民运。流亡海外后，担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兢兢
业业，埋头苦干，使《导报》摆脱了不稳定状况，质量明显提高；
张伟，民联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为筹备华盛顿大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亚衣，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之春》执行编辑；
钱达，台湾人，正直不阿，英勇豪放，曾为营救杨巍闯入大陆，也曾热情帮助多
位由大陆逃出的民联成员及其他民运份子。由于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民运工作上，
几次被公司解职；
齐光，民联密西根分部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密西根分部的成员与当地留学生
打成一片，将联谊与传播民主理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民联的“密西根经验”。
在当晚的预备会议上，民联、民阵的与会人员通过了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了包括
于大海、朱嘉明、杨建利、王光秋、汪岷、姚勇战、汪小风、伍春萌、王珞、杨中
美、齐墨等十一人在内的大会主席团。得票最多的于大海和得票次多的朱嘉明为主
席团召集人。
会议召开第一天，二百四十位与会者全体起立，为多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包
括“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美国联邦参议员戈登
向大会表示祝贺，名作家刘宾雁、郑义、全美学自联主席耿晓、中国人权执行主席
刘青、华府中华会馆主席吴澄敏、大华府华人支持民运联委会主席严笑梅、华府三
民主义大同盟秘书长陈惠青、前中华公所主席麦立已应邀在大会上讲了话。
下午和晚上，与会人员认真地讨论和审定了大会的政治宣言《中国民主运动所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
三十日，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新组织的章程，由于争论颇多，直至次日凌
晨，还未讨论完毕，后面的议程也就只得顺延。也就是在这一天，一些与会者提出
本次代表的资格的合法性的问题，民联日本分部代表周小萌、焦柏固先后指出，许
多“递补”进来的代表是非法的，为了保证大会的合法性，这些“递补代表”应当
立即退出会场。但经过表决，授权大会主席团全权处置。此意见并未受到足够的警
惕和重视。
著名政治异见者、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娴教授也在这一天赶
到会场，在当天的午餐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同坐一席，他们三人，均在一
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开除党籍。
三十一日——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的日程显得特别紧张。仅仅是为了新
组织的名称，代表们就提出了好几个方案。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和争论，新组织定名
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联阵”。
在新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办法上，与会者通过了正副主席分开选的办法。在参选人
的资格、报名竞选的时间截止期上也多有变动。原联合工作委员会规定的竞选报名
截止期被否定，预备会议确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不竞选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意见被
改变。任何成员，只要有二十人联署，都可以立即报名竞选主席职务。这一系列“
改变”原议的行动，开初令很大一部分与会者困惑莫解，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比
如说竞选报名原定有截止日期，这是非常符合常规的，候选人的提早报名，有利于
基层组织的层层酝酿和评估。又比如说，预备会议原确定大会主席团成员不竞选主
席、副主席，是因为凡作为主席团成员，因其有主持会议的更多地表现自己的机会
，他们如果参选，就会对不在主席团的候选人有很大的不公。这种“改变”，给后
来的混乱种下了“祸根”。
据大会主席团宣布，报名竞选主席的有：王若望、胡平、岳武、徐邦泰、华夏子
五人，报名竞选副主席职务的有万润南、汪岷、张伯笠、马大维、杨建利、钱达六
人，汪岷和杨建利在报名前申明退出主席团。
竞选开始。华夏子第一个发言。徐邦泰接着演说。他在阐述了自己在大陆工作和
文宣、外交、组织、人权的工作计划后，同时说明了自己为什么要参加竞选的思想
过程。徐邦泰曾经在多种场合表示过对王若望竞选主席的支持，在最初参选的报名
中，他报的是副主席。但那时他好象就预料到选举方式会有今天的变化，写了一个
“但书”，即在选举方式改变后，他也会改变他的报名。不过，这个“但书”，在
大会召开前几乎无人知晓。在这之前，他表面上一直是以王若望的支持者和游说者
的姿态出现的，现在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报名竞选主席，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和
惊讶。徐邦泰在解释这一点时说：他和王若望最初的交流只是“协商”，而非“契
约”，他说他几个月前在报名竞选副主席时就表示过，假如选举方式改变了，他将
及时改变他的报名。过去他和王若望“协商”时，是在“搭档”竞选的条件下，现
在已改成主席、副主席分别竞选，所以他的报名，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在谦让和责任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对此，王若望另有看法，王若望争的不是主席，而是民运队伍的正气。他一是认
为徐邦泰的参选，是严重的道德问题，是一种阴谋和耍手段。二是认为，徐邦泰为
了能当上主席，不惜置正常的民主程序于不顾，成为一支内斗的枪。因为王若望在
预备参选主席的活动中，一直坚持民运内部各派系之间团结和联合的原则。他始终
坚持徐邦泰作为民联的代表、万润南作为民阵的代表，共同成为他的副手。但他的
想法却遭到反万润南一派的反对。而这些人则成了徐邦泰竞选主席的坚决的支持者
，并且用非法手段操纵了会场和代表的“递补”。王若望觉得如果这股“邪气”任
其所为，不仅会给民运队伍造成严重的道德污染，且会升高不同意见的双方的斗争
，正由于这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若望成了徐邦泰的牺牲者。为此，王若望
发表了演讲，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暮之年来支持民运，是鉴于民运组织的声誉不
好，他决心在道德上、财务上，改善民运组织的形象。但是在海外，有人向他拨冷
水，明一套、暗一套，搞阴谋诡计，在欺人太甚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作出一个无可
奈何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岳武也在自我介绍后宣布了自己的执政纲领。
胡平最后演讲。他表示虽然王若望退出竞选后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机会，但他对
王若望退出竞选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他也宣布退出竞选。胡平表示他之所以投身
民运，除了对民主、自由的理念外，也希望明天的政治能搞得清明一点，理性一点
，公正一点。胡平批评了在海外搞民主政治中“玩小手段”的做法，并指出：“民
主能保证少数人不腐败，但它不能保证多数人不腐化。”
王若望和胡平的退选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还有不少人起立鼓掌。
之后，王若望、胡平退出。岳武也继而宣布退出。在副主席的候选人中，万润南
、马大维、钱达也宣布退出。自此，主席候选人只留下华夏子、徐邦泰二人，副主
席候选人有汪岷、张伯笠、杨建利三人。
在主席团内，姚勇战、杨中美、齐墨也宣布退出。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宣布退出，并有一些人代表自己所属的分部，宣布
退出。
顿时，会场出现了混乱的场面，有人抗议，有人哭泣，有人捶胸顿足，有人奔走
呼号，钱达在其演说词中愤呼：“我们的民主运作中，最可怕的，不是幼稚，最可
怕的是充满了一股邪气。”“我们是魔鬼的婴儿，给我们一点清洁干净的民主。”
。
本来主席团在此时如采取及时沟通的办法进行挽救，情况就可能好得多，但他们
仍然决定速战速决地开下去。在四十名正式代表未能与会(代表总数一百五十名)、
三十四名与会代表拒绝投票、六名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候选人共十一名)退出竞选
的情况下，主席团宣布徐邦泰以七十七票当选主席，杨建利以七十三票、张伯笠以
五十六票当选副主席。
在会议和之后，人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如钱达在会议上当场拿获了不具民联或民
阵盟籍的两名冒牌“代表”，此二人在身份弄明白以后，自动退出了会场。而他们
的“代表”身份，有的是经过徐邦泰的推荐，有的则为主席团的个别成员认可。澳
大利亚的与会者秦晋，提出了澳大利亚代表资格的合法性问题。他说，澳大利亚民
运人士内部，早就有谣传，说这次去美国开会，不在于谁是代表，而在于他是否能
拿到签证。谁能到美国，谁就获胜。澳大利亚是一个中国大陆民运实力很强的地区
，但在这次签证中，很多代表未能如愿赴美，故留下许多空额。在一些人的运作下
，另外一些其它国家的民运人士被当做“递补代表”补上，秦晋质问：为什么不是
澳大利亚的却拿着澳大利亚代表的资格，澳洲来的本分部的人，却不能代表本分部
！他认为：这次代表的公正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全球组织的意见，是要大打问号的
。其实，这次大会的代表“候补”问题，确实违背了当时民联、民阵联合工作委员
会的决定。当时规定参加会议的代表民联、民阵各为七十五人，共一百五十人，若
由于签证或其它原因，正式代表不能到会，可由基层选的候补代表补充。假如候补
代表补上还不够人数的话，那就以实到人数代表开会，不一定非要凑够一百五十人
。大会的毛病主要出在这里。为了凑够一百五十名代表的名额，大会以“候补”名
义塞进了许多非基层选举的“代表”。这就为舞弊造成了可乘之机。姚勇战提出：
民阵在代表递补上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民阵美国分部递补了澳洲
的九个名额，九个名额哪里来的？是美国分部理事会自己决定的。民阵美国分部理
事会把九个名额递补到国外去，这合法吗？而且更奇怪的是，说是民阵分部理事会
决定，却拿不出决议的文字根据来。民阵美国理事会有九个理事，据说是八个人同
意，一个人反对，但现在拿出的文字根据是只有两个人签过字。……类似这样的疑
问，还有很多很多。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胡平等人的倡议下，为弥补双方的裂痕，召
开了一个“辩论会”，会议开了两天，双方把问题摊开来，但仍各说各词，没有找
到让步或沟通的共同点。
一部分人认为这次联合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另外一部分人却认为是一次成
功的大会。
认为它是一次失败的大会的人，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问题上：
(一)如果你翻开《中国之春》一一七和一一八期，就会看到这次代表大会的两份
不同的代表名单，第一份是通过基层选举的正式代表的名单，第二份是实际参加了
会的代表的名单，两份名单存在着惊人的差异。经基层选举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其
中民联、民阵各七十五人，但竟有四十名代表因故(？)未能赴会，其中民联代表十
九人，民阵代表二十一人。而第二份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与实际情况还有出入，即
民联代表七十五名，民阵代表在名单上的实有七十三人，加上没有在名单上，但却
拿到了代表证、并参加了部分大会表决的二名假代表，也是七十五名，共计一百五
十名。不在原代表名单而在会上补入的代表中，民联与民阵两方恰好各有二十名，
补入的代表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有二十四名之多，占补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
些补入的代表中，虽有一小部分是基层选举的候补代表，但大多数是经由某些人舞
弊而补入的。
(二)会议上出现了一些舞弊、违规现象，如：大会主席团两位成员公然违背自己
定的民主法规，自食其言，临时参加副主席竞选，其中一位并当选副主席；会议后
成立的“民联阵”架构上仍为“三权分立”，主席、副主席一权仅代表行政，但由
于会议导致了民运组织内部的分歧，“民联阵”受到了欧洲、澳洲、美洲、日本等
很多原民联、民阵分部组织的抵制，立法(理事会)、执法(监事会)两权都没有建立
，在此情况下，只有仅仅的“一权”(行政)、而且又是靠舞弊当选的“一权”独自
就向各基层组织发号施令，对此，遭到了很多基层组织的反感。
(三)关于徐邦泰出其不意竞选主席一事，虽然徐邦泰有他的说法，但持反对意见
的人则认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早有预谋、处心积虑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的表
现。
很多民运人士认为应该从这次大会的失败总结教训。
钱达说：“今天我们如果真想救中国，就得先救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是一团漆黑
，我们如何能把中国带向光明？”
刘宾雁说：“我们不能没有良知和真诚，我们不能再干伤天害理的事！”
项小吉说：“人无信不立。诚信，说话算数，与人为善，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
王若望呼吁：“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
齐墨说：“民运队伍中有理想主义、有良心、坚持正义的人看不惯一些人玩弄‘
厚黑’手段。”
当然，针对这些指责，一些人也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徐邦泰的参选在道德
上是站得住脚的，整个会议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更没有什么“铁票”、舞弊
的现象存在。然而，他们一直避而不谈非法递补代表的问题。
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分裂事态已难以避免，相继有民联肯塔基分部、民联纽约分
部、民联澳洲纽省分部、民联日本分部、民联密西根分部、民联南加州分部等宣布
继续以民联分部的名义活动，不参加“民联阵”。许多民阵的分部也宣布不承认“
民联阵”的合法性。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大多数合法代表会后决定搁置“民联阵
”理事、监事的选举，至使民联阵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未能合法产生，从而给“民联
阵”的合法性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民运组织的分裂也造成了《中国之春》编辑部的震荡。
《中国之春》的负责人是社长于大海、主笔胡平、经理薛伟，他们对此次联合大
会也同样持有失败的看法，但为了顾全大局，认为还是应该力所能及做一些弥合、
协调工作，因此，胡平主动发起辩论会，目的是想求取共识，找出一个双方妥协的
办法。在对刊物的运作上，他们认为，不宜被双方的分裂所干扰，而要紧紧掌握民
运的大方向。在纠纷化解、法理弄清之前，应按大会前的方式维持运作。但事与愿
违。大会后，当选“主席”徐邦泰以及后来才被“选”为“理事长”的朱嘉明提名
留任《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并表示《中国之春》原班人马“两年不变”，但《
中国之春》杂志必须标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办”，被于大海拒绝。因为编辑部
负责班子知道，就算大会上的选举合法，“民联阵”也还只有行政一权。在理事会
和监事会都没有合法建立的条件下，这种任命是无效的。再说，一旦标明“中国民
主联合阵线主办”，便会将刊物拉入内斗的纠纷中去，而严重影响面向大陆的工作
。
过不多日，徐邦泰等人背着当时《中国之春》的负责人，另刻钢印，提走了《中
国之春》全部经费。《中国之春》负责人发现后，即向银行陈诉真相，银行发现了
他们的失误，将钱如数追回。徐邦泰见此路不通，又以“民联阵”的名义，宣布他
自任社长，带领一班人马，强行接管《中国之春》，但遭到了《中国之春》原班人
马的抵制。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民联阵”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上诉美国法院，状告
《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经理薛伟、主笔胡平。《中国之春》负责班子研究决定
，如果和“民联阵”在官司上纠缠下去，不仅要耗费得来不易的民运资源，还会造
成旷日持久的更严重对峙，损害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形象。于是，他们以主动妥协
的姿态，和“民联阵”达成庭外和解，停止了参与有关《中国之春》杂志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大海、胡平、薛伟为了继续推展大陆和海外的民运，又在美国
复刊出版前民主墙时期的《北京之春》。于大海在其第一期“‘北京之春’精神长
存”的文章理沉痛地说：“这些年来，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遭遇到很多挫折，我
们为此需要深刻反省。……目前，民运队伍中拉帮结派、崇拜‘实利’和‘实力’
之风盛行，内斗的‘斗志’十分旺盛。其结果，是民运的道德感召力空前低落。民
运的另一个危机，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许多人整天把民主挂在嘴上，却不能从民运
的立场分析大陆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行动中也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样下
去，‘民主运动’会慢慢由一个崇高、响亮的口号异化成一个令人反感的空洞的名
词。”他又说：“我们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北京之春》，就是为了提供一个论坛
，和大家一起寻求民运的出路，将‘北京之春’运动‘推行民主政治，崇尚理想主
义’的基本精神发扬光大。”
在民运队伍的分裂所引起的动荡中，还出现了很多令人生疑的“神秘”事件。一
个是在大会召开不久，很多民运人士的家里收到了一份匿名的传真，该传真自称为
“知道薛伟底细的人”，并大揭薛伟的所谓“老底”，对薛伟进行了纯属捏造的、
恶毒的人身攻击。而这篇传真的部分内容，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民联阵”矛
盾升高之际，又被一个化名叫“王禾”的人写成文章，刊登在海外的一家刊物上。
无独有偶的是，纽约的一家华文社区报纸，由于其编辑是“民联阵”的成员，竟立
即用“民联阵专刊”的形式将此文转载于该报上。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认为薛伟是
拒绝移交《中国之春》的强硬份子。虽然该报事后公开向薛伟表示道歉，承认所登
文章“纯无事实依据”，但已对薛伟个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海外民运之
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个发传真的人和这个“王禾”，都没有敢站出
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人们仍不知其人到底是谁。为了洗刷清白，也为了讨回公道
，薛伟以诽谤罪状告该社区报纸和“民联阵”。另外，一段时间内，纽约社区内又
突然出现了以“美东台湾同乡会”两名会员的名义发的传真，要求资助者切断对海
外民运的捐款。在被问到此事时，台湾同乡会会长亲口证实，根本没有这两名会员
，该会也没有类似的决定。他并认为，“只有你们内部或中共才会干出这种事”。

海外民运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许多民运人士大声呼吁：海外民运中的正直人
士，决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在此困难时刻，民联、民阵这两个海外最大的民运组
织的忠贞成员应当继续把民主大旗高高举起来。

深刻的反思——协调会的成立与民联“六大”

民联、民阵联合大会的失败，使海外民运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挫伤。
为了尽量减轻内斗所造成的无谓消耗，迅速扭转海外民运偏离的方向，一九九三
年二月二十日，中国大陆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共同发
出倡议，召开“人权与民运联席会议”，得到了很多民运人士和组织的响应。一九
九三年五月七日至九日，该会在美国的洛杉矶市举行。
五月七日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多位与会者，以及四十多位中外各界来宾出
席了大会的开幕式。洛杉矶市市议员贺南德斯、国会议员西拉的助理林碧慈、国际
人权特赦组织美西地区主席艾维拉、克莱蒙研究院亚洲研究系主任毛思迪、洛杉矶
中华会馆主席马树荣、南加州各界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委员会召集人余国柱等，分别
致词，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同时身为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筹备委员的毛思迪，在谈到海外民运的现状时说：“
如果说，美国人民把‘重建美国’看成是当今美国人的重任，那么，海外中国民运
应该把‘重建人’放在重要地位上。”
大会发起人之一的名作家刘宾雁，在谈到海外民运的前景时，也认为充满了不祥
和险恶。他说：“大陆文化中断而造成的道德、教育、法律、宗教的破坏，在海外
民运一些人身上也可以看见。”
联席会议的积极推动者王若望在发言中感谢各方人士对大会的支持，他指出：因
为华盛顿联合大会没有达到整合团结、使民运道德水平高一点的目的，所以他和刘
、方三人倡议召开这次联席会议，来补救面临分裂的危机。有人说我们在搞分裂，
在另起炉灶，而这次会议恰恰是要挽救分裂，不过确实要另起炉灶，由于有很多人
不承认“民联阵”的合法性，就要给这些参与民运的人第二个选择。
联席会议的另一名倡议者方励之因故未能赴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给王若望、刘宾
雁的信，他表示，他对这次会议寄予期望，希望“珍惜时间，珍惜机会”。
对大陆形势和现状的介绍和分析，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克莱蒙研究院研究员林长
盛对他不久前在大陆两个月的考察作了发言。民阵主席万润南极其仔细地分析了大
陆经济在表象下的危机。对海外民运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是联席会议的第二个主
题。在发言中，钱达揭示了民运队伍中“劣币逐良币”的负淘汰现象，其原因在于
民运团体坚持了“服从多数”，但忘记了“尊重少数”，然而“服从多数”和“尊
重少数”二者同为民主的基本原则。吴方城对民运队伍里面一些人的道德问题进行
了尖锐的抨击。王若望也再次批评华盛顿联合大会的“黑箱作业和舞弊之风”，他
说，对“民联阵”的态度是听其发展，和平竞赛，在大陆工作上可以携手合作，对
于内斗则相应不理。
联席会议给海外民运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也带来了新的思维。本来，华盛顿联合
会议前，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愿望，就是通过两大民运组织的合并，把资源、人才
等各方面集中起来，这样既减少了成本，又可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但它的失败使
人们重新检讨这一思路，感觉到搞大一统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民运组织内部
出现的种种问题，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是受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影响，二是不考虑
自身条件，将一些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方式，比如“三权分立”、“搭档竞
选”、“任期限制”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生搬硬套到组织中来。其实，一个政治组
织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些基本理念是相近的，但它们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
畴。
也许就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许多与会者和团体代表在联席会议结束之后，签
名发起成立了“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国民运
团体协调会章程”，章程指出，“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是中国大陆各民运团体和
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协调、合作机构，其宗旨在于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和改善人
权状况，倡导清廉、公正、诚信、宽容的风气，进行多元合作。会议推选产生了协
调委员会，王若望为总召集人，项小吉为秘书长。由召集人王若望发布的“中国民
运团体协调会公告”指出，协调会欢迎所有中国大陆民运团体本着共同推进中国民
主化进程的目标参加“协调会”，并在各组织之间建立平等、多元的协调合作关系
。
九日下午，《中国之春》主笔胡平在“协调会”的会议上报告了《中国之春》杂
志被迫陷入被民联阵控告的诉讼案中，现在已危及到刊物的正常运作和生存。与会
人士通过吴方城等人提议，决定以第三方身份加入诉讼，挽救《中国之春》。与会
者当场捐款三千五百六十美元，作为紧急支援于大海、薛伟等人法庭听证的律师费
用。之后，又成立了“对民联阵的法律起诉小组”，由马大维、吴方城、莫逢杰、
项小吉负责，向美国法院控告民联阵的非法性。后《中国之春》一案虽得到庭外和
解，但控告“民联阵”非法性一案，至九四年五月仍在审理之中。
在“协调会”成立的同时，民联和民阵在会上都发表声明，宣布其继续存在，并
将分别在适当时候召开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在民阵“三大”和民联“六
大”未召开之前，两个组织的总部仍继续担负其对基层机构的协调指导的作用。
在联席会议及“协调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少民运队伍中的有识之士，
如钱达、杜智富、张伟等为愈合伤痕、达成整合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九三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并与柯林顿总统举行高峰会晤之际，美
加一批著名民运人士会师西雅图，并发表了有三十九人签署的《西雅图宣言》，签
署的人中间，包括了对华盛顿联合大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重要骨干人物。他们为弥
合分歧，曾利用西雅图聚会达成了一项不得互相攻击、求同存异的协议，但之后没
有多久，“民联阵”负责人在签字后又对这个协议单方面予以否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民主中国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隆
重开幕。大会听取了第二届总部、理事会和监事会工作报告，认真讨论通过了“民
主中国阵线章程修改案”，原则通过了民阵和民联的《联合宣言》。大会决定将民
阵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从国外造声势逐步转向国内布局，并争取经济自主。
会议选举出民阵的领导班子，由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主席万润南，副主席马大
维、齐墨、孙继生，监事会主席杜智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第六次世界代表大
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召开。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的六十多位代表、列席代
表出席了大会。会前，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在悉尼了解了会务的筹备工作，筹备委
员会召集人之一项小吉拜会了澳大利亚外长伊文斯，并向澳洲政府通报了中国民联
“六大”的情况。
二十八日晚，出席大会的代表举行了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大会的议程和规则，
审查了代表的资格，选出了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由项小吉、齐墨、薛伟、谢洪
、吴方城、赵冬明、周小萌等七人组成。
二十九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全体代表与来宾首先向“六四”死难者肃立致哀
。之后，部分来宾向大会发表贺词。民阵主席万润南、全美学自联主席林长盛、全
加学联主席姜勇、“八九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和侨界代表先后致词，“中国民运团
体协调会”总召集人王若望发来贺电。
大会第一天，代表们听取了于大海主席的书面报告，认真讨论了《民联民阵联合
宣言》，分析了当今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局势，明确了中国民联的宗旨原则和近期
目标。来自各分部的领导人介绍了他们这两年来的工作经验和基层组织的情况。代
表们在充裕的自由发言时间里，畅谈了他们的各种主张和观点。
大会第二天，代表们讨论修改了《中国民联章程》，重申了“自由、民主、法治
、人权”的基本政治纲领，并鉴于过去组织结构的弊病，采取了大幅度的精简机构
措施，撤销了联委会和监委会，只设中国民联总部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十五位委员
，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地区委员八人和直选委员三人。这样做的结果，使
民联总部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基层，增强了基层的责任感和能动性。
民联章程在其总纲第一条中继续规定：本组织全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
中国民联”，主办《中国之春》杂志。
三十一日，全体代表在认真、诚挚、和谐的气氛中，选出了中国民联“六大”领
导班子，即：主席吴方城，副主席项小吉、谢洪、周小萌。颜荔、姚勇战、赵冬明
当选为直选委员，地区委员为李伯特(香港)、焦柏固(日本)、孙达圣(澳洲维省)、
庄贤康(澳洲纽省)、莫逢杰(洛杉矶)、舒昌清(纽约)、贾文薇(肯塔基)和潘永忠(德
国)。
民联“六大”主席吴方城，辽宁省人，一九四四年生于四川三台，抗战后随父母
迁居北京。六二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八年分配至内蒙古。七八年考入首届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八一年获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八六年获
博士学位后，受聘于美国肯塔基大学任研究员。九一年至今从事美式快餐连锁店生
意。他八四年加入中国民联，先后担任肯塔基分部主任委员、总部委员、联盟委员
会委员、副主任等职务。
新当选的民联主席吴方城、副主席项小吉、谢洪、周小萌与新当选的民阵主席、
副主席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在一艘称为“米兰达”的游艇上分别代表民联
、民阵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该宣言分析了中国民运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论证
了民联、民阵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与目标，列举了两个组织近期的具体任务。民联
、民阵将其之间的关系，定位于“独立存在，密切合作”。作为“中国民运团体协
调会”的成员，民联民阵将积极促进所有民运团体，包括和自己有重大分歧的民运
团体如“民联阵”的和解与协调，开创民运组织多元并存、宽容合作的新局面。民
联、民阵还决定，今后将把工作重点转向中国大陆，促进中国大陆向民主的方向转
变，以战斗的姿态，迎接“后邓小平”时代的到来。
但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结束后不久，“民联阵”就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
，拒绝承认民联、民阵的合法性，并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同时，“民联阵”理事
会决议，凡筹备“民联六大”和“民阵三大”的民联阵成员，被视为自动脱离民联
阵，不再和民联阵发生组织关系。
“六大”以后，民联在组织上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目前，在世界五大洲，从美国
、加拿大到香港、日本、东南亚、澳洲、西欧、俄罗斯、南美，以至中国大陆，中
国民联都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民联的分部、支部、联络站遍于全球。
风风雨雨的十年过去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作为海外第一个全球性的中国民运团
体，走过了艰难的历程。挫折又一次给中国民联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他们认识到，海外民运组织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的宗旨下，其任务不仅是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重建人”的
艰巨的工作。在这艰难、曲折的征途中，他们不止一次地跌倒，又不止一次地爬起
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只要中国的牢狱中还关押着一个政治
犯、良心犯、思想犯，只要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社会制度还未在中国大陆建
立，中国民联就将继续高举理想与正义的大旗，奋斗不息。他们相信，只要怀着执
着的民主的信念和探索真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一定能肩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
重任，让我们苦难的祖国早日越过寒冬，走向生机蓬勃的灿烂的春天！(完)□